“苦痛更新，又來把人提醒，提醒生涯中走錯了的邪路迷津，善良的人們已從我眼前消盡，他們是被幸運欺騙，令我傷神。”興之所至，七十四歲的中國書法家協會顧問、著名書法家劉藝，十分流利地吟誦起了少年時讀過的歌德《浮士德》中的詩句，他的記憶力，他作為書法家對外國文學經典的廣泛涉獵，都讓記者感到吃驚。這也恰恰暗合了他一貫提倡的書法家要廣泛涉獵的意思。前不久，他的理論文章《論全國書法篆刻展》獲得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二等獎，在本報《中國書法學報》專刊發表的《書法鑒賞與創作》被《新華文摘》轉載，並將被收入‘中國學術年鑒二零零四年度藝術學科優秀著作’。對理論工作的持久興趣，尤其是他從中外對比研究切入書法研究的理論探求，也展示了他廣泛而宏闊的視野。

       ‘世事滄桑人亦老，只今惟與筆相親。’這是劉藝七十書懷的詩句，但他矍鑠的精神狀態無法讓人判斷真實的年齡，而‘與筆相親，既表達了自己作為書法家的幸福和純粹，更揭示了他走向成功的秘密。

       從小就用毛筆，但並沒想過要當書法家

       記者：現在回過頭去看，您對於書法的理想實現了嗎？

       劉藝：我小學三年級就開始用毛筆，但初衷並不是要從事書法，而是功課。後來到了高年紀就寫大小楷。寫作文也用毛筆寫小楷字。那時候有專門用來寫作文的本子，教室後面的墻上有個張貼欄，作文好的、寫字好的都貼。這刺激我們好好寫字。後來走上教師的工作崗位，批改作業也用毛筆。那時候的紙張很次，鋼筆一劃就破，只能用毛筆改。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我當編輯，用毛筆和紅墨水改稿子。這時候的紙張也是非常次的，只有用毛筆和紅墨水來改，紙才不會破，不會亂成一團。這從客觀上在書法方面幫助了我。這時依然沒想過要不要成為書法家。但可以説，從小學三年級開始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一直沒停過毛筆。

       記者：開始的時候寫什麼體？

       劉藝：小的時候寫顏體和柳體，但我喜歡柳體，因為我覺得顏體有點肥、有點笨。我現在寫的楷書還是柳體。

       記者：那您在這個階段臨帖嗎？

       劉藝：小的時候臨過，但臨的很少。 ‘文革’期間有了時間了，拿舊報紙臨了不少，所以我真正往書法這方面轉就是在這個階段。那時有一種説法就是漢字要取消，用拉丁文來代替，走拼音化的道路，所以也沒有想到書法還有什麼發展前途，更不會想到能有今天。

       世事滄桑人亦老：只今惟與筆相親 

       記者：什麼因素讓您有意識地追求書法？

       劉藝：我的家裏有好多墨跡。我父親是畫家，有很多名家書畫挂在墻上，沒事我就看，心摹手追，受到較大的影響。以前家裏有古人的東西，像明朝王守仁的六條屏，我小時候注意比較一件作品裏寫法不同的‘之’字，但沒有深入研究。等到‘文革’當中，我就經常模倣。另外還借啟功先生的字來看。他用毛邊紙臨了一本柳公權的《玄秘塔》，在街坊中間傳來傳去就到我這兒來了。除了《玄秘塔》，還有一些不太有名的行書帖和草書帖，但行書和草書的筆法都不錯。

       記者：這時候是不是已經找到了主攻方向？

       劉藝：還沒有。因為老底子是楷書，還處在行書向草書過渡的階段。但到一九八零年第一屆全國書展的時候我寫的就是草書了。一方面是覺得草書契合我的性情，我比較好動、外向，有時候放得開一些。但另一方面也是受外界影響。 ‘文革’中毛主席的字太多了，看得多了以後就自然而然往這方面靠。

       記者：什麼機緣使您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書展？

       劉藝：第一屆全國書展是民間自發的，各省都邀代表，有人知道我是台灣籍的，就邀我參加。我寫的是關於祖國統一的內容，當時新華半月刊發了我的作品，新華社、中國新聞社發的新聞稿裏都寫了我的名字，這跟我代表台灣省有關。

       記者：當時覺得您的作品在整個展覽中處在一個什麼位置？

       劉藝：這個展覽我覺得很意外，因為我並不知道整個書法界是什麼情況，覺得自己好像沒有達到這個水平。因為這個展覽不僅僅是在世書畫家的作品，還包括很多建國後還在但一九八零年已經去世的很多大家，有一個展廳專門展出他們的作品。

       記者：入選第一屆全國書展對您個人有沒有決定性的影響？

       劉藝：書法仍然是業餘愛好，編輯是我的職業。作為出版社的副總編，我有我的工作，我自已沒想到會成為一個專業的書法家。第一屆全國書展後，各種約稿越來越多，當了中國書協理事以後就更多，但這跟我的專業還不是一回事。直到組織上把我調到中國書協，書法才正式成為我的專業。

       書法理論研究應該更細緻、更紮實、更科學

       記者：在您這一輩的書法家中，您的最大不同就是對理論工作特別注重。

       劉藝：為了適應中國書協學術性、藝術性群眾團體的特點，就必須熟悉業務。我原來是做編輯工作的，也喜歡書法，但不意味著對書法有足夠的認識。因為我看了很多的書和文童，不斷臨帖、寫字，幾乎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用上了。那時節假日很少，節假日就是我寫文章的日子，理論文章和創作文章都有。我就給自己規定，每個節假日一定要出一篇文章，有很明確的意識來要求自己。當時很多的展覽和活動，完了就過去了，很少有人動筆寫文章進行理論分析。我就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這跟我長期從事編輯工作有一定的關係，形成了職業習慣。另一方面也跟我的認識有關，我覺的學術性、藝術性群眾團體，沒有一定的文章，學術性、藝術性還怎麼談得上？所以，業務活動必須有文章記錄下來，哪怕不全面也沒關係，但一定要作理論的梳理。

       記者：您也是較早用大陸地區以外的資料進行書法藝術的對比研究的書法家。最開始的資料收集是不是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