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無疑是百年中國書壇上一位領域縱橫、觸類旁通的大家。由於他的文化涉獵的寬廣，學問建樹的豐厚，以至於諸如《辭海》一類大型辭書條目，在其名下只來得及介紹他是一位詩人、劇作家，一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一位翻譯家，一位著名社會活動家，等等，而對於書法藝術的精深造詣和成就，則往往忽略不計了。
　　
　　文化是相通的，書法藝術同樣與人們的精神世界互為依託。自古以來，一切流芳史冊的書法家必然飽有文化素養。歷代的大書家，無一不是大文學家，大學問家。和古代書法名家一樣，郭沫若不曾把書法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苦心研練，但是筆與紙墨，卻同他的創作和學術生涯如影相隨。
　　
　　郭沫若出生在19世紀末四川大渡河畔一個叫做“沙灣”的小鎮。祖輩並非書香世家，但是客家人的勤勉、節儉、發奮圖強，使他自幼便得到接受嚴格傳統教育的機會。臨摹碑帖、勾勒畫譜，是家塾和舊式學堂的必修課。在自傳《少年時代》裏，可以一睹他初露鋒芒的書法才華。辛亥革命後的第一個除夕，他為家鄉父老大書特書慶賀推翻帝制的迎新對聯，村鎮上民情昂揚，場面好不熱鬧。隨後而至的留學生活，成就了一個充滿浪漫激情的愛國詩人。他活躍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背景之下，他的書法墨跡也亮相於更為廣闊的社會舞臺，出現在一部接一部的詩集和創造社的各種書刊封面上。
　　
　　在郭沫若的第一部詩集《女神》問世的時候，聞一多就把“時代肖子”的讚譽賦予了他。郭沫若一生不負此榮。注入時代精神，不僅是他從事文學創作與學術活動的動力，在他的書法作品中同樣貫穿始終。大革命風起雲涌，他投筆從戎，經歷了北伐革命和南昌起義的槍林彈雨，遭遇到國民黨當局的懸賞通緝。這血腥的通緝令迫使他在流亡日本的困境中度過10年光陰。革命高潮時，他有一往無前的勇氣，挺身而出；革命退潮時，他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埋頭研究，補充自己。10年來，他把目光轉向中國古代社會，轉向甲骨文、鐘鼎文，獨辟以字證史的研究方法，以驚人的睿智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石鼓文研究》等鴻篇巨制，成為中國古文字研究的垂世經典。這些由作者手書影印而成的著作，即便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審視，也堪讓學界嘆服。其筆墨之沉穩，使素紙生輝，其規模之宏大，非常人所及。
　　
　　面對日本侵華戰爭的不斷升級，身居敵國的郭沫若冒險踏上別婦拋雛、回國請纓之路，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時刻，成為抗戰文化營壘中的一位領軍人物。與抗戰時期的詩歌、戲劇作品一樣，他在書法創作中融入了濃郁的愛國情懷和社會使命感。在匱乏的物質條件下，常和傅抱石、李可染、關良等藝術家相聚一處，以文會友，作畫題詩，舉辦展覽義賣。咏屈原，讚水牛，點評戲劇人物……用詩書畫這種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形式，砥礪著人們奮戰到底的決心。無怪乎于右任曾命筆稱頌郭沫若：“光明是你，你是光明”。
　　
　　人生經歷的豐富、文化底蘊的淵博，為郭沫若書法藝術奇葩的綻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新中國成立以後，即便眾多國務在身，仍禁不住他在短暫的閒暇瞬間潑墨揮灑。他有著過人的精力，似乎不知疲憊為何物，凡足跡所到之處，便是吟詩揮毫之所。他用筆墨，激揚著對歷史文化的褒獎、對祖國河山的摯愛，寄寓著對同志、朋友的熱忱，也從中享受到藝術勞動的快樂。才情四溢、性情爽朗、平易近人、有求必應，是郭沫若即興揮毫親歷者的同感。這些親歷者中既有普通百姓，也不乏當今的學術大師，季羨林便是其中之一。他這樣説道：郭老給我的印像是平易近人，絕對沒有給我留下“我是院長，我是科學家”的印象。中國講究詩、書、畫三絕，要做到三絕不容易，但是歷史上有不少人超過了三絕，首先是蘇軾。他能詩、能書、能畫、能詞、能文，應是五絕。蘇軾是四川人，郭老也是四川人，四川是出天才的地方。可我統計不出郭老有多少絕，總之他超過了蘇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