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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念過正統的學校,我沒有受過大學教育,我是吃雜食長大的。甚至於包括討飯,東揀一點東西,西討一點這麼長大的,有的時候甚至於草都吃,所以我能運用的東西,就是我的這些雜食的本領。——黃永玉語錄
畫室中的黃永玉。
一筆一畫,一捏一捺,從容自由,令人嘆為觀止。黃永玉,一個沒念完中學、沒有經過系統的美術訓練的人,卻憑著其天生才情和後天非凡的勤奮努力,成為出色的木刻家、國畫家、雕塑家、作家和詩人。
黃永玉一直説自己是一個“文化流浪漢”,十四五歲就開始了多姿多彩的藝術人生。在生機蔥鬱的藝術原野上,他的足跡遍及木刻、雕塑、繪畫、文學等領域,信馬由韁,縱情馳騁,採擷的一朵朵奇葩令世人神往羨嘆不已。
這些年,黃永玉投入最多的是創作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説《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他自己承認,現在他是文學第一,雕塑第二,木刻第三,繪畫第四。他有一個野心——借寫自己的一生,把那個時代的各個側面勾畫出來。目前已經完成的部分,雖然剛寫到4歲,卻已有20萬字。沒有完整構思,沒有既定格局,隨記憶而行,發揮自己講故事的才能,他把故鄉民俗、童年影子,生動展現在這部作品中。對於他,這就像一次漫長的晚年漫步。
對於他,故鄉不只是記憶,不只是人到他鄉之後的對故鄉的留戀,而是一種藝術上的必不可少的想像,一種不斷地能夠提供創造力的能源。黃永玉這樣説過:“我有時不免奇怪,一個人怎麼會把故鄉忘記呢?憑什麼把她忘了呢?不懷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崗上的森林?那些植物覆蓋著的水井?那些透過嫩綠樹葉的霧中的陽光?你小時的遊伴?唱過的歌?嫁在鄉下的妹妹……故鄉是祖國在觀念和情感上最具體的表現。你是放在天上的風箏,線的另一端是牽係著心靈的故鄉的一切影子。惟願是因為風而不是你自己把這根線割斷了啊!”當他用這種充滿優美具象的語言來叩問別人時,心裏那種濃濃鄉情,便不可遏制地漫溢出來了。
黃永玉出生於湖南常德,半歲後隨父母回鳳凰老家。故鄉家中的木板墻上,至今有一片他4歲時留下的淡淡墨跡。幾筆簡單的臉譜圖案,上面還歪歪斜斜有幾個字:“我們在家裏,大家有事做。”年幼時,黃永玉就繼承了父親繪畫方面的才藝,“那時,我可以命令弟弟,大聲一叫:拿筆來!”黃家是書香世家,家境在那時還算寬裕,小孩都有保姆照顧,他認為幼時的自己還算是一個有教養的小孩。
常德有一條狹窄的常德河街,足足十里長。過去在沈從文的筆下,這條街上各行各業應有盡有,經商與賣身共存,文明與野蠻相處。12歲的黃永玉便是在這個碼頭上船漂泊遠去福建廈門集美中學讀書。在那兒,黃永玉老留級,後來校友聚會的時候,曾經跟他同班的有150人。對此,風趣的黃永玉坦言:“第一次留級還很痛苦,老留老留就無所謂了,留了五次。”但是黃永玉的文藝細胞特別發達,很快就在木刻、繪畫等方面嶄露頭角。1939年木刻《下場》發表在福建永安宋秉恒先生主持的《大眾木刻》月刊上,得到他有生以來的第一筆稿費。拿著匯票,他心想“真有錢嗎?”為了壯膽,就拉了一些同學到郵局去拿。他説:“別跑,你們在門口等,有什麼事要跑,我們一起跑。”進去後,人家真給錢了。拿著錢,他的手都發抖了——五塊錢,太多了!走出來就請同學們吃一頓生蠔煮的粥。一個人吃了一碗,還剩下好多錢。買襪子,買鞋,買……第一次,自己給自己買這麼多東西,覺得很威風。
少年時期的黃永玉以出色的木刻作品而在地方叫響,十里八鄉都稱他為“神童”。學校的教員在背後就説,“怪,黃永玉這個人真怪,是不是我們的教育有點問題?”
大狂人的十萬年愛情
1970年,黃永玉給夫人張梅溪寫了一首情詩。詩中説“我們相愛已經十萬年”,一直被夫人拿作“把柄”,説他真是狂得可以,“你呀,不但在畫壇狂,在情場也狂,總之是一個大狂人!”黃永玉卻一本正經地對夫人説:“不是説人生百年結為一世夫妻麼,十萬年也就是千世夫妻吧!”笑得夫人喘不過氣來。
黃永玉與張梅溪的戀愛史是當時的一段佳話。中學輟學以後,黃永玉做過陶瓷廠的小工,又做過小學教員、劇團裏的見習美術隊員等等,可以説是五花八門的行當他都幹過。那個時候的中國適逢戰亂,眼見了生活中太多的苦難與殺戮,也遇到了不少善良的好人,這使黃永玉對人生的善與惡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時顛沛流離的生活也更加練就了他倔強獨立的性格,不知不覺當中,當年淘氣的孩子成長為一名自食其力的藝術青年。而愛情也在此時悄悄地萌芽了。
十八九歲的黃永玉在江西一個小藝術館裏工作,碰到了廣東姑娘張梅溪。那時他一天到晚刻畫,刻木刻。有一天兜裏大概還有八毛錢,見到一塊很好的梨木板,當時非常想買,但是頭髮很長,又想理髮。這時,張梅溪説:“你去理髮吧,我送你一塊木板。”後來,她真的送了一塊木板給黃永玉。
當時好多人都追求張梅溪,其中有一個航空站的青年,人長得很瀟灑。這個青年牽了一匹馬來,張梅溪很喜歡騎馬,兩個人便拉著馬走到大樹林裏面。黃永玉心想這下麻煩了,自己連自行車都沒有!但他有自己的高招——每次意中人出現的時候,黃永玉都在樓上吹起小號,雖然吹的技術不怎麼高,但是定點都吹,終於打動芳心。
後來,黃永玉問她:“如果有一個人愛你,你怎麼辦?”她就説:“要看是誰了。”黃永玉説:“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
她家裏開始不知道,後來知道了,反對得厲害,就把她帶走了。後來,她偷著跑出來找黃永玉,一些文學界、藝術界的朋友慫恿黃永玉:“結婚吧,反正她不要回去了。”於是,倆人就舉行了婚禮。
1948年,夫妻倆來到香港,在九華經一幢小樓上築起了愛巢。那時黃永玉在畫壇上沒有名氣,甚至還沒有涉足畫壇,整天干著木刻——那是需要心和力交融的,一雙大手滿是老繭和青筋。一張木刻刻下來,黃永玉就虛弱地躺在藤椅上休息,這個時候,張梅溪就默默地做一碗荷包蛋或一碗甜酒端上去,有時見他太累,都不忍心讓他動手吃,就用湯匙一口一口地喂到他嘴裏。嬌妻的愛情使黃永玉更加勤奮耕耘,他的藝術靈感也隨之奔涌而出,他的木刻畫在香港漸漸有了名氣,很多人爭相購買。張梅溪每見木屑紛飛,丈夫一絲不茍地幹著,她的心裏只有憐愛。
“文革”開始後,黃永玉因為畫貓頭鷹被打成了“黑幫”,一家人被趕進一間狹小的房子,房子緊挨人家的墻,光線很差,張梅溪的身體本來就弱,加上這一打擊就病倒了。黃永玉心急如焚,請醫生治了也不見好,他靈機一動,在房子墻上畫了一個兩米多寬的大窗子,窗外是絢麗的花草,還有明亮的太陽,頓時滿屋生輝。張梅溪經常看這畫,病慢慢好了,苦難在他們的愛情面前消失。
水與火交融的氣質
和表叔沈從文第一次見面在一天傍晚,童年黃永玉正在孔廟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進行“戰鬥”,忽然一個孩子告訴他,“你們家來了個北京客人!”
雖然家裏有許許多多北京、上海的照片,但長這麼大,黃永玉從來沒親眼見過北京客人。客人和祖母圍著火爐膛在矮凳上坐著,輕言細語地説著話,回頭看見了黃永玉。“這是老大嗎?”客人問。“是呀!”祖母説,“底下還有四個咧!真是旺丁不旺財啊!”黃永玉問,“喂,你是北京來的嗎?”“怎麼那樣口氣叫二表叔!”祖母説,“是你的從文表叔!”黃永玉笑了,在他周圍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長衫。“嗯……你坐過火車和輪船?”他點點頭。“那好!”説完,黃永玉馬上衝出門去,繼續他的“戰鬥”。一切一切就那麼淡漠了。
初中輟學後,黃永玉就背著小小的包袱出外謀生,曾花七角錢在書店買了一本表叔沈從文寫的《昆明年景》,可是看不太懂,他自言自語地生氣——“你是我表叔,可你寫的東西我卻看不懂,七角錢哪,不是個小數目!”
後來和夫人張梅溪在香港呆了將近六年,新中國成立後,從文表叔第一個寫信來要黃永玉回北京參加工作。1952年,他們帶著七個月大的兒子黑蠻坐火車來到北京,次年黃永玉被安排到中央美術學院。
《新觀察》雜誌辦得正起勁,一次,編輯部的朋友約黃永玉為一篇文章趕刻一幅木刻插圖。那時候年輕,一晚上就交了卷。發表後,效果不好,連自己也感覺這弄得太倉促了。為這幅插圖,表叔特地找到黃永玉家裏,狠狠地批了他一頓:“你看看,這像什麼?怎麼能夠這樣浪費生命?你已經30歲了。沒有想像,沒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莊嚴!準備就這樣下去?”
這些話給黃永玉的刺激很大,他真的感覺到羞恥。雖然這些話已經過去50年,卻好像昨天説的一樣,他總是以此加倍審慎自己。有一個時期,他喜畫梅與荷,天天帶著望遠鏡去圓明園畫荷花,日積月累,竟畫得8000多幅墨荷。他的《紅晴白荷圖》,荷花亭亭玉立,出污泥而不染,蜻蜒靜立葉上,生意盎然;他畫的《家鄉紅梅》,傲霜鬥雪,清香四溢,堪稱傑作。繪畫除去各種畫筆之外,還常用樹枝、手指、絲瓜瓤等當筆。他作畫神速,無論畫幅大小,都成竹在胸,一揮而就。
有關傳統藝術系統知識和欣賞知識,大部分是受表叔的教誨。有一段時間,表叔用了許多精力在研究傳統藝術,也為黃永玉打開了歷史的窗子,使他有機會沐浴著祖國偉大傳統藝術的光輝。黃永玉認為表叔這個人就是老子講的“上善若水”,水是什麼?水是滋養萬物,而且永遠往下,永遠面對下層。還有呢,水滴石穿、溫和,屬於溫和的人。而他自己不一樣,自己是一團火一樣的,解決問題是用拳頭,不用筆墨解決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