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備受藝術界推崇和新聞媒體聚焦的中國畫大師。享有無數榮耀的他，卻毅然選擇削發為僧。藝術中國于近日邀請國畫界重量級人物----畫僧史國良先生做客《大家在線》節目。

       主持人：我和史老師見面是兩周前，在史老師的畫室裏最吸引我的是整整一面墻的書架，大部分都是藝術類的書籍和畫冊，這些藝術類的書籍和畫冊對史老師平時的創作有沒有什麼靈感和啟發？

       史國良：這是一方面，對於所有從事藝術的朋友來説，無論是美術、音樂還是舞蹈、文學，讀書是增加軟功夫最重要的一方面，硬功夫是你所從事的專業。軟功夫是文化，增加你看生活的深度以及看文化的角度、對生活的敏感度，方方面面，烘托你硬專業最有力的手段，是一個補充。

       主持人：您今年或者在最近幾個月裏有沒有創作一些新的作品？比如比較大型作品，或者您參加過什麼樣藝術類活動？

       史國良：我一直在進行創作活動，基本上沒有停下來，我在好多年以前開始畫西藏，也畫了很多年西藏，去了很多次西藏，我一直夢寐以求想畫一組以大昭寺為主題的西藏，希望觀眾跟著我的畫筆，我帶著信徒們在寺裏走一圈，參加各種禮佛的活動，從各種各樣的角度把大小不同的畫展現出來。因為信徒們心目中的聖地是拉薩，拉薩的中心是大昭寺，大昭寺的中心就是那尊佛像，是文成公主進藏的時候帶去的釋伽牟尼的12歲等身像。可以説拉薩這個地方成了中國所有佛教徒的聖地，尤其是信仰喇嘛教和黃教的聖徒們，如果可能的話，每人一生都要來一趟，所以很神聖。所以我一直想畫這樣一個活動。因為在去拉薩路上，如果坐汽車走進去，經常會看到一家子，或者兩三個，成群結隊的人，一邊磕頭一邊往拉薩行進，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幾千里地一路磕頭走到拉薩。我很感動，也很希望從我的畫裏感受到這樣的壯舉。

       主持人：我們期待著您的大作。

       史國良：也開始陸陸續續畫了一點，有機會會展示出來讓大家分享。

       主持人：在您的藝術生涯當中，您的創作和努力是得到大家公認的，您是非常努力的藝術家，您創作一幅作品有沒有固定的週期，還是完全靈活地，憑藉著您的靈感進行創作？

       史國良：沒有什麼週期，根據靈感很重要，靈感來自於生活，深入生活的時候會發現很多意想不到的感受、感觸。一般來説，做人要很有情，而作為一個藝術家要很多情，只有你多情的時候，才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角度，只要達到有情，你對生活才不那麼冷漠，這兩點很重要，主要來自對生活的感受，來自對生活的軟功夫，即文化方面的積累，這方面積累得深厚還是淺薄，直接影響表達的深度，靈感的可讀性多少都與此有關，硬功夫是否紮實也影響作品的深度和精緻與否、感人與否。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在畫壇當中您是非常有名的藝術家、畫家，並享有“畫僧”的美譽，我知道您有一個法名叫做慧禪，有很多的網友朋友想知道這個法名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含義？

       史國良：每個出家人都有一個法名，在出家的時候師傅就已經起好了，因為我在海外出家，是在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的的麾下，本來這個名字不是起給我的，台灣過去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將領叫陳成，他的兒子叫陳呂安，那一年陳呂安想出家，師傅給他起的名字叫慧禪，結果他那年沒有出家，去競選總統了，所以就把名字給我了。我就有這麼一點因緣，後來他的兒子出家，跟我同科的戒兄，我跟他講起這個故事，挺有意思的。同科就是指同一屆，比如我們這個戒場，今天要傳戒，大家從四面八方到這兒來受戒，出家的時候要點僧蠟，我是95年出的家，96年受的戒，我的僧蠟從95年開始算，戒蠟從96年開始算，同時受戒的弟兄們叫做戒兄。

       主持人：您出家這件事，按照普通人來看，每個人都有自己事業上的頂峰，希望在自己事業的頂峰上多做停留，保持住自己比較好的狀態，但您恰恰相反，在自己事業最為輝煌的時間段選擇踏入佛門，不僅更多人産生了困惑，不知道當時是因為什麼樣力量的趨勢使您做出這樣的決策？

       史國良：我出家也不是突然間冒出的怪念頭，也有多年基礎。我首先是受畫僧的影響，中國佛教的影響很多年，一直很崇拜畫僧，我們到敦煌、龍門石窟，被佛教藝術震撼，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都有很多的啟發和啟迪。比如我到西藏，每次去西藏都被震撼，西藏文化除了神秘以外，還有一種力量。進西藏的路上看到很多朝拜的人，就把你的心抓走了。那時候我畫西藏很癡迷、很忘我，不顧一切，完全陶醉其中。我一直想做一個喇嘛，因為喇嘛是他們的偶像，是他們的神，他可以把他們的心展開，和我們的距離拉近。我所以想做喇嘛，多種原因湊在一起的時候，一旦這種因緣一來，可能就不能自製了。還有一點，我對佛教文化很感興趣，比如説從形式上，我喜歡聽梵器的敲打聲和唱頌聲，穿宋朝傳下來的服裝，腰間的飄帶被風一吹，很美，頭上點一排排戒疤，燃一柱香，一打坐就進入了狀態，也被形式上的這種美感震撼過，所以有一種嚮往。當然出家也需要勇氣，還有很多知識分子、文化人、藝術家，現在也有這樣的現象，他們喜歡談禪論道，談形而上，談精神，尤其在當下社會轉型的時候，人心也比較浮躁，都追求清靜和解脫，所以很容易走到這上面來。何況每人從事專業，嚴格講，如果你真的喜歡這個專業的時候，達到癡迷忘我、不顧一切的時候，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一種宗教境界，很容易就邁進來，我就是在這樣狀態下進入的。

       主持人：我仍然覺得您這樣做還是一個很有勇氣的選擇。

       史國良：對，從這一點上來説，我覺得我還是很勇敢。與我同時期成為居士，很早在一起談禪論道的同行們沒有做到這一步。可能與我的性格有關。

       主持人：您在博客上有一篇文章，關於到印度的文章。

       史國良：對，因為印度是佛祖釋伽牟尼誕生地方，在尼泊爾境內，也是所有佛教徒的聖地，到那裏朝聖，感覺佛教的影響我覺得很重要。那時候我是有神論者，佛對於我來説像神一樣，是帶著光環的。真到了那裏讓我感到很震撼。比如説靈鷲山，在《西遊記》裏説了多少回了，雷因寺、如來佛、大鵬金翅鳥，都是當年在《西遊記》裏經常出現的環境。可是真正到那裏去的時候會發現，遠不是那樣，大鵬金翅鳥其實就是一個長方形的石頭，一個岩石在山頂上，遠處看很像一個老鷹，其實那就是原型。雷音寺那個地方，據當年説佛陀對著十萬眾講經，但是我們現在看那個地方，除了一點殘垣斷壁以外，坐上50個人都嫌小，如果真的是神，可能容納十萬眾，因為圍繞一下山頭，一個個山頭真的像十萬人在聽真經一樣，可能是這樣想出來的。還有雷音寺，應該是很輝煌的，其實就是在岩石下面的洞裏面。後來我覺得很感動，那時候很艱苦，吃飯的時候需要化緣，走到山下多少裏地去化緣。雖然我在這裡沒有找到神仙，但是找到了出家人的精神。佛教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2500年前印度是多神教的地方，從這裡慢慢的向外傳開。

       主持人：據我們所知，您在學生時代也曾經是蔣兆和先生、黃胄先生和周思聰老師的學生，他們也都在畫壇上享有盛譽。不知道您的藝術之路和人生之路有沒有受到他們特殊的影響？

       史國良：受他們的影響非常重，我是學院派的第三代，第一代是蔣兆和、黃胄他們，他們把西方的焦點透視、解剖和素描跟中國的傳統繪畫形式結合在一起，産生一種新畫種，在他們之前中國的人物畫非常弱，沒有解剖也沒有透視，歪歪扭扭。有了這種新畫法以後，這種人物畫才確立以來，成為學院派挂頭牌的。第二代畫家，像周思聰這樣的人，在學院派底下培養出來的人，到我這兒是第三代。我們這些老師具備很多美德，有愛心、有責任心。我們那個年代雖然物質很貧乏、很單調，但是那時候又是最好的時代，因為大家很單純，很多大師都在世，今天被很多美術界認為大師的，像聖人一般的老師當年都教過我，所以我很榮幸。那時候的老師對學生真的是一種愛，是一種負責任，很愛才，一定要把你培養成才，把自己當成梯子，把自己的肩膀奉獻出來讓學生踩，很偉大。

       主持人：所以剛才您説，一個藝術家的誕生和他存在的時代有非常大的關係。

       史國良：對，你趕上那個時代了，趕上特殊歷史時期，在特殊時代的一些主角，是你的老師，他們培養過你，這是很幸運的。

       主持人：聽説您在大學畢業後，也曾經去過解放軍藝術學院當過一名老師，能否談談這個方面？

       史國良：我在1978年考上了中央美院的研究生，我那時候在全國的研究生裏是最小的一個，只有22歲，應該説是被破格錄取，在那兒學了兩年後就分到解放軍藝術學院當老師。是一段很奇特的經歷，我這個人比較自由散漫，很隨性，性情中人，不喜歡被規矩框住。喜歡到軍隊的原因是因為小時候喜歡當兵，但是自己當不上，對穿四個兜的幹部感到很神聖，因為管我們的人都是有四個兜，我就有一種兒童心理，想當解放軍，真正要我去的時候一點沒有猶豫就去了。去了之後就知道我不適應，他們每天要開會，風紀扣要係，我的脖子比較粗，風紀扣繫上特別難受，所以經常被人家揪出來。再一個是開會太多，規矩太多，不適合我發揮，所以在那兒待了5年，我就轉業到北京畫院去了。

       主持人：你在北京畫院也是一名專業畫師？

       史國良：對。

       主持人：從事專業創作嗎？

       史國良：對，完全從事專業創作，專業創作，完全的專業畫家。北京畫院也是中國最早的一個畫院，第一任院長是齊白石，後來是葉恭綽等等，成立的時候是經國務院批准，總理參加成立大會，在中國畫院裏它是最重要的一所畫院。

       主持人：想必您的成功之路也不是那麼的平坦，一定經歷了很多的崎嶇和坎坷？

       史國良：對，每一個藝術家想成功，後面都會有很多很多的挫折和苦難，如果用文學的話來講，後面的腳印都是歪歪扭扭的，都灌滿汗水，一定是這樣。我的經歷趕上了特殊的時代，那個時代給我了很特殊的烙印，我那時候正在讀師範的一個美術班，當時我們學校三張票，一張票給了我，不是因為我畫得好，鼓勵我，是因為讓我走白專道路，讓我受教育去了。我第一次到北京飯店，也是第一次進城，而且第一次看了這麼多大師的原作，完全被震撼了，回來就畫了很多小橋流水、黑松樹什麼的，這樣一下子被抓了典型。説別人沒看過黑畫的，今天我們就搞一個黑畫展，那次等於我是到每個班做檢查，挨批鬥，不讓我入團，受到了很多打擊，這只是其中一種。大家可能知道，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導演叫安東尼奧尼，我跟他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把他和我擰在一起，有一次我到北京站畫速寫的時候，被一個解放軍戰士發現了，他看我畫一個地方就跑，還老用碳筆畫，畫黑畫。結果他就給我彙報去了，結果派出所和工宣隊的民兵把我抓走，送到北京站去審查，他們審了四個小時，問我為什麼畫黑畫，你的老師是不安東尼奧尼，是不是有人指示你畫的?我相信那時候的畫家都有類似的經歷，被人抓走，畫山水的被認為是畫地圖的，搞測量的，這種事特別多。

       主持人：據説你畫的速寫曾經需要用麻袋來裝，是這樣嗎？

       史國良：是，這很正常。我們那時候畫畫不是用本畫，也沒有錢買本，一個本的成本很高，我們到廢品公司買下腳料的白報紙，0.25元一公斤，一個月買10公斤全都畫完，一個月要畫十公斤的速寫，幾年下來要裝好多麻袋。我想每一個專業人員想成功，想把硬功夫練出來，都要經過這一步，看芭蕾舞演員要做出優美的姿勢，他們練得腳腕子都是畸形的，這樣才能站在舞臺上，胯跟正常人也不一樣，要掰開，這兩種畸形，沒有十年、十幾年的功夫是練不出來的，在掰胯、掰腳，練這種基本動作的時候是非常辛苦，練的時候都要吃很多苦，這不算什麼的。

       主持人：您是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應該在1979年，跟中央美院去寫生，那時候您是因為西藏人民的一種純樸虔誠深深打動了您，還是什麼原因，總之您和西藏有一種解不開的情緣？

       史國良：對，有兩種原因，一種是看過西藏電影《農奴》，完全被震撼了，他們的環境、形象、以及宗教吹號的喇叭聲，還有大佛手裏刷上金的時候，那種強烈的效果震撼了、刺激了我。再有，我的老師畫新疆，他不希望我像他，齊白石説過這樣的話“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學老師可以，但是完全像他就一定死，沒有了自己的特色。他畫新疆我就畫西藏，是因為這樣的因緣而去的。

       主持人：我們在今天的採訪之前，還特意走訪了幾位熟悉你的朋友，據他們説，史國良先生去趟西藏就跟我們去王府井一樣，昨天和你説要去西藏，沒準兒今天你再見他已經風塵僕僕地從西藏回來了，不知道您是怎樣被這片部遙遠的土地所打動的？

       史國良：是這樣的，西藏有一種特殊的魅力，我對它有點癡迷了，我快到西藏布達拉宮頂的時候嘴就哆嗦，我去西藏一路上都沒有什麼顏色，突然看遠處有一片白色、紅色、綠色，其實就是一個姑娘走過來了，聽見她唱歌，特別感動、特別喜歡。因為那個地方長期放牧，沒有人和她交流，人在沒有顏色的環境裏情緒會消極，就會喜歡大紅綠的顏色。所以一下子我就喜歡這個地方了，我就想，我會一輩子畫這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