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還在深圳的“關山月梅花藝術展”上與關老師有説有笑，然而，當我在醫院的重症病房裏再次見到他老人家的時候，怎麼也不敢相信，老師就這樣匆匆地永遠離開了我們。

       整個晚上，我都沉浸在對關老師的懷念之中，往事悠悠，即便是千管齊下，也寫不盡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關於關老師的一切一切，伴著淚水，我勒住這支如野馬般奔騰的筆，只寫我感受最深的那部分吧。

       説起來，我和關山月先生也真的是有緣。1955年我考入中南美術專科學校附屬中學，關先生是中南美專副校長兼附中的校長。1959年我進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係學習時，關先生是副院長兼國畫系主任。1964年我畢業留係任教，1965年“四清”，關老作為“四清”工作隊的領導，到我所負責的工作片蹲點。“文化大革命”期間，學院大部分教職員工被下放到“五七”幹校，關先生和我被分配在同一個連隊裏勞動。“文革”後期，關先生和我先後從幹校調到省文藝創作室，重新拿起畫筆進行美術創作。打倒“四人幫”之後，關先生和我又同時到了廣東畫院，關先生任院長，我協助他完成畫院的各項工作。這四十五年風風雨雨、坎坎坷坷，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情況下，我都在接受著關先生的教導和影響。

       關山月先生既是一位嚴肅、認真、樸實的藝術家，又是一位嚴厲的老師。關先生從不隨便發表議論，然而對學生的教導卻孜孜不倦，毫無保留，深受學生的愛戴和尊敬。作為學生的我，對於寫作，一向疏于提筆，縱有萬千感激，恐也難以于筆端表達一二，惟有實實在在地把先生平日之教誨，錄于紙上，與同學、朋友們一起回顧，也算是一種復習和懷念吧。

       記得剛入學的時候，關先生對新生提出的第一個要求是：明確為什麼學畫畫。他認為只有明確了奮鬥目標，樹立了正確的人生觀，才有可能畫好畫。同時，他提示我們：藝術不能脫離政治，不能脫離生活，只有深入生活並與工農兵結合，文藝才有出路。不熟悉人民的生活，就不可能産生具有時代性的作品。他認為深入生活是一種動與靜的關係，動是畫因，有動才有畫，才能積累生活和産生作品，否則，在家閉門造車，為技巧而技巧，是不可能産生有生命力的作品的。從附中到大學這九年，我印象最深的是深入生活的理論以及身體力行的藝術實踐。從他的作品我們也可以看到，北至長白山，南至西沙群島，東到黃海邊，西至天山腳下，除了西藏自治區外，我國有３１個省市自治區都留下了他的足跡，直到前兩年，他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還帶領中青年畫家登武夷山，到西沙群島去體驗生活，今年的五月份，他還上了泰山……在深入生活方面，關先生永遠是我們的典範。

       關先生常説：筆墨當隨時代，要有時代精神，要有民族特色，要有個人獨特風格，才稱得上好的藝術。他還教導我們：創作一定要有鮮明的主題，立意、達意，意在筆先，有感而發。這就要求我們有深厚的生活積累。在關先生的嚴格要求下，我們每個學年的創作課，一大半的時間是到工礦農村、邊防哨所工農兵中上的。通過大量的速寫、寫生、默寫，産生出與工農兵的生活緊密相連的作品。即便是平時課堂寫生，他也要求我們如創作一樣，模特要擺得有生活氣息，力求我們在筆墨的運用上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

       作為學生，我們常常有幸觀看先生作畫，特別是在他創作大幅畫作時，邊畫，邊講，我們雖不敢出聲，但把他的一筆一畫都記在心裏，從他的運筆施墨之中，體會到一種精神，一種力量，從他的畫面上感受到一種激情、動感和聲音。關先生不單讓學生觀看他作畫，還要學生跟他一起創作。60年代初，他和國畫係的師生到湛江圍海工地生活了三個月，畫了大量速寫，積累了豐富素材。回來後師生共同創作了一幅大畫《向海洋宣戰》。通過這種生活、教學、創作三結合的過程，師生們解決了不少問題，諸如：如何用中國畫的傳統技法表現現代生活和現代人物活動，中國畫如何借鑒西洋技法，如何在創作中反映現實生活等等。關先生獨特的教學方式使大家受益匪淺，五、六十年代，國畫係的教學和師生的創作可謂碩果纍纍、一片繁榮，在老師和同學們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將中國畫的技法和創作大大地推進了一步。這一切無不飽含了關先生的心血和汗水，他卻説：苦味無窮，樂在其中，我喜歡這種甘苦。

       關先生還不斷地鼓勵我們：藝術的道路很廣闊，一輩子也走不完，不能滿足，要專心致志，虛心學習，目標遠大，永不自滿，永不泄氣。關先生嚴肅的創作態度，認真的教學作風，身教、言傳，深深地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認識關先生的時候，他才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不知不覺，四十五年過去了，如今……淚水又一次阻擋了我的視線……我知道，關先生一生的藝術實踐和創作激情對我來説是可學而不可及的，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關先生的精神都將指導我們繼續努力，完成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

       是啊，往事悠悠，縱有千言萬語都不能表達我對老師的緬懷之情。（作者：王玉玨　嶺南畫院名譽院長，一級美術師，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協理事，中國美協中國畫藝委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