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與時代疏離得似乎越來越厲害了。宋元一降，畫壇就瀰漫著一股脫離時代的情愫，畫家們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追求一種遠離時代真實客體的創作，他們的筆下多是潺潺的流水、嚶嚶的花鳥，所見的也多是“借古勸今”“意味雋永”的文人畫，而能直面現實再現社會生活的佳作寥寥無幾。到了近當代，除了訴諸眼球仍舊是大量的山水花鳥作品以外，本該直面時代的人物畫也多是長鬚飄飄和衣裙搖曳的“仕人”“仕女”，間或有些現實主義的人物畫，但也多是政治人物或者偏僻山村中的農夫農婦村姑和少數民族人物之類，有些還在西方什麼精神感召下裹挾著扭曲和變異，歪曲了人物本相，偏離了生活真實，展現了一種支離破碎的“病態美”——它不是刻畫少年的俊朗和朝氣，而是執迷于老人的皺紋和滄桑；不是表現青春少女的苗條秀氣，而是游離在豐乳肥臀之上；不是流連周圍人人熟悉的美，而是搜奇于生活中的另類甚至“醜”的東西，在藝術上發明了所謂的“醜美”：愈是扭曲悖奇，便愈是藝術；愈是遠離現實，便愈稱為高超；愈是不入大眾眼，便愈是受到藝術家的追捧。這，漫漶了國畫發展的腳印，也攪亂了後來者前進的步伐，在藝術和時代之間出現了一道鴻溝。有幾個人能抗拒這種潮流的。徐悲鴻的改造國畫、趙望雲的藝術平民化、劉文西的“紅色經典”、吳冠中振聾發聵的“攻訐”等，其實細想都是看到其中之弊的。

　　直到看到了羅寧先生的作品，我才知道陜西還有這麼一位畫家，他截取了時代生活的一瞬間，在拉近了時代和藝術的距離之後，展現了一種維美情懷。讀他的作品，清新、亮麗的情感被充分調動了起來，原始的、現實的、大眾化的愉悅赤裸裸地撲面而來，沒有任何摻雜，沒有任何夾帶，沒有任何階級情感，也沒有任何思維異化了的東西。這時，你只有一種表現：貪婪的欣賞和品味！只有在讀這類人的作品時，我似乎才感到國畫美的元素和時代感的潛能，被調動了起來，原初美的回歸遲早會降臨到畫壇的。

　　羅寧與當下的距離，使他的作品找不到“流行”的東西。讓人在其畫面前久久駐足的是那種通透通徹的美。他把流行的煙火氣過濾掉了，剩下的是嫻淑、鮮活、甜美、青春的再現。我們的畫家這些年已經不再習慣這類再現，似乎太平庸、太普通、太小兒科了。它完全是一種大眾化的，卻有著貴族式的賞心悅目和精神內涵。讀他的作品，印像是久在幽谷中的鳥，驀地飛上高空，帶著土地的記憶，卻又迷戀著世人，以激情的聲音叫出天地間的絕美來。羅寧出身於陜西省扶風縣，他有著一位好大哥——我省著名劇作家羅鐵寧，至今羅寧對大哥記憶猶新，在其新近的著作《羅鐵寧評傳》中寫道：“我為有這樣的好大哥而自豪和驕傲！在大哥離去的幾年間，我的心頭經常纏繞著一種難以言狀的情緒，多少次與大哥夢裏相會，還是像過去一樣談藝術，討論戲劇，討論繪畫，我甚至在夢裏還説，原來大哥沒有死，這樣的夢我多想一直做下去，可夢醒了，我的枕頭濕了……。”西府人的靈氣加上家庭的溫馨，使他從小就對藝術有著熾烈的情感，在家鄉一家學校學美術，成績好而聞名鄉里。80年代後又到了西安，在《文化藝術報》任編輯部主任、再總編，期間寫了大量的美術評論，又畫了800多幅插圖。那些年他一邊工作，一邊求學，先在黨校上新聞班、後在美院讀研究生，專門學習美術評論和中國美術史。他的畢業論文《乾陵內壁畫究竟出於誰之手》引起了許多研究唐朝文化及乾陵考古界的高度重視，稱讚它的價值，是唐文化研究的有效補充。我猜測，他的維美之旅可能也正是在這時候萌芽、定型，直至成為西安卓爾不二的一位畫家。

　　美是客體對觀者心靈上的一種愉悅。不過，藝術美和現實常常存在著很大區別，在藝術上是美的，在現實中並不見得美——八大的乜斜著怪眼的鳥兒，放在現實中早就被人捏死了；《巴黎聖母院》中的阿西莫多，倘若出現在你面前，你還不噁心地捂鼻離開嗎；一些繪畫中表現的血腥戰爭場面，對飽受戰亂愛好和平的人是一件痛苦的事；一些畫家的豐乳肥臀的怪女人，如果真變成了現實，“白給我，我都不要”；葉公好的是藝術上的龍，當然見了真龍就逃之夭夭了。但，有一種美卻叫維美。維美，就是藝術和現實的高度契合，趙徽宗的“錦雞”，齊白石的“蝦”，唐伯虎的“仕女”等，錦雞、蝦米、仕女本來就是世間至美者，畫出來自然賞心悅目。《聊齋故事》經常描寫的窮書生和畫中女子相愛的故事，倘若畫中女子貌若夜叉，醜如無鹽，又怎能引起書生的“邪念”，留給人們這樣淒美的感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