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0月1日起，由文化部出臺的《大運河遺産保護管理方法》（以下簡稱《辦法》）正式施行。《辦法》結合大運河遺産的現狀、特性，以及申報世界文化遺産的目標，首次以法規的形式明確了大運河遺産的範圍，包括隋唐運河、京杭大運河、浙東運河的水工遺存，各類伴生歷史遺存、歷史街區村鎮和相關聯的環境景觀等，以及具有文化代表性和突出價值的近代以來興建的大運河水工設施，都屬於大運河遺産。這不僅為當前大運河的申遺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更為大運河遺産的保護、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據悉，中國大運河聯合申遺項目將於2014年提交世界遺産委員會審議，該《辦法》的出臺，標誌著我國大運河的申遺工作進入了新的階段。

       中華文明歷經數千載不曾中斷，並在今天仍保持著強大的活力，這其中大運河的作用不可替代。大運河始建於公元前486年，總長3200公里，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和安徽8省市，是世界上開鑿時間較早、規模最大、線路最長、延續時間最久且仍在使用的人工運河。

       如今，大運河在運力上僅次於長江、珠江，仍舊是中國經濟的“黃金水道” 。也因此，大運河遺産保護和管理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要如何明確大運河遺産的內涵與外延。

       在對保存現狀進行實際評估後，飽含豐富歷史文化資源的大運河，實際情況不容樂觀。從真實性角度考量，其中，北京段大運河仍位於最初興建位置，以通惠河故道（今玉河故道） 、平津上閘遺址、燃燈佛舍利塔等遺産最具真實性。但部分遺産在歷史上經過維修，而運河河道、湖泊也在小範圍內不斷變遷，使得整體真實性受到一定影響。在完整性上，歷史上著名的運河城鎮、村落，如通州、張家灣等，僅存留極少地上遺存，也沒有完整的歷史街區，無法作為城鎮、村落遺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具體遺産點的保護狀況普遍較差。河道大部分已喪失原有的河道功能，白浮泉、玉泉山泉水幾乎完全斷流，失去水源功能。只有部分橋梁，如德勝橋、永通橋等仍保持通行，其餘閘、橋、古建本體均有不同程度損害，很多遺産如運河倉廠、碼頭等，地上已無遺存，僅存留地下遺址。北新倉、大運中倉等遺産點被部隊或單位辦公佔用，還有部分遺産則完全廢棄閒置。不僅如此，與北京境遇類似，很多地方的大運河遺産仍面臨著被繼續破壞的危險，尤其是位於中心城區和重點新城集中建設區內的遺産點，不斷受到城市開發建設的衝擊，形勢嚴峻，用“搶救性”一詞述及遺産保護毫不為過。

       結合這樣的實際情況，日前，記者從北京市文物工作會上獲悉， 2007年至2011年的4年間，北京市投入4.5億元，開展百項文物保護修繕計劃，修繕數十項文物古建。其中，大運河申遺工作和大遺址保護工作正在穩步推進：批准公佈了北京段大運河遺産保護規劃，啟動了大運河遺産保護和環境整治工程。規劃中採用分級分類的方式，劃定北京段大運河遺産的保護範圍和建設控制地帶，並對具體遺産點逐項列出了詳細計劃，其中既涉及保護方案，也有未來開發利用的內容。以玉河故道為例，更多的河段有望重見天日。未來將發掘東不壓橋至皇城根遺址公園河道；結合相關規劃，分步驟挖掘皇城根遺址公園至正義路北口段河道，再現玉河風貌；對正義路北口至東便門河段進行進一步考古工作，明確其具體線位，實現北京段大運河由什剎海碼頭至通州的連續性。

       近年來，大運河遺産保護工作最為重要的經驗，就是堅持開展跨地域、跨學科、跨部門的合作。另一方面，作為仍在使用的、活態的文化線路遺産，大運河保護仍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困難。外國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産的運河項目，由於交通生産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過去的功能沒有了，多是標本性的。但我國大運河的核心價值就在於它在今天仍保持著勃勃生機，並還在變化。它既有一般文化遺産的共性，也有著不同於古建築、古遺址等文化遺産的特性，在處理保護和申遺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繫上也出現了新的矛盾。

       與大運河關係密切的北京尤為如此，在三千多年的建城發展歷史中，由於其重要的歷史、地理、軍事、政治地位，在我國古代漕運史上有著突出的地位。其中隋唐時期是大運河盡端的邊防重鎮，元、明、清時期成為國家首都，是京杭大運河的終點城市。因此，北京段運河遺産保護採取了“虛實並舉”的方法。“實”指的是物質文化遺産。遵照“與運河直接相關、地上遺存可見、地下遺址可探、復建文物有審批手續”的篩選原則，已經確定40處物質文化遺産。“虛”則是指非物質文化遺産。北京段大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名單中，列入了11個民俗文化項目，其中既有“海運倉”這樣與運河有關的地名，也有“寶塔鎮河妖” 、“通州運河龍燈會”這樣的傳説以及風俗。

       每一座城市無不延續著歷史的文脈，大運河則是流動的歷史文化，是老祖宗留給我們最珍貴的遺産。有專家曾指出，仍在使用的活態線性文化遺産申遺在我國尚屬首次，目前並沒有成功經驗可借鑒。因此要解決好活態文化遺産申遺與發展的關係，找尋矛盾的癥結，並運用創新思維，將世界遺産的基本理論與大運河實際相結合，創造活態文化遺産的保護、利用和發展的方式。作為城市記憶的另一種重要載體，大運河文化需要從“申遺”的高度，並用世界的視角去審視、發掘和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