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有數千年的積澱，悠久而深厚，形成了特色鮮明的民族傳統和民族氣派。早在新石器時代的原始社會，就放射出燦爛的文明的曙光。如七千多年前河姆渡文化的幹欄式建築，已出現了木結構的榫頭和象牙雕刻；仰韶文化的彩陶非常絢麗，紋樣繁複多變；五千年前良渚文化玉器的精細，甚至想不出使用的是什麼工具。商周的青銅器巨大而輝煌。春秋末期的《考工記》記錄了三十種工藝，提出了“天時、地氣、材美、工巧”的原則。這是全人類最早的一部造物藝術的技藝著作。長江大河，百川匯聚。就藝術而言，樣式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造就了傳統的多渠道發展。戰國時期歌唱的“陽春白雪”和“下裏巴人”，和者竟有數十人和數千人的差距，説明接受者是有區別的。

       自漢代以來，明顯出現了以封建貴族為對象的宮廷藝術、以文人士大夫為對象的文人藝術、以佛教和道教為主的宗教藝術和以農民為主的民間藝術。這四種藝術並行發展，構成了社會藝術的主體。宮廷藝術精雕細刻，富麗輝煌；文人藝術雅致俊秀，逸趣清高；宗教藝術神佛仙境，虛無縹緲；民間藝術質樸自然，純真實用。但是，藝術發展的傾向又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絡，既有排斥，又為依存。從其性質説，民間藝術紮根於人民大眾之中，是一切藝術發展的基礎。不論宮廷藝術、文人藝術還是宗教藝術，大都從民間藝術中吸取營養而得以充實，並借助民間藝人之手完成藝術的製作。在文與質、雅與俗、精與粗之間，有同有異，形成一個多彩的世界。

       隨著歷史的推演，當封建社會覆滅了，封建貴族不存在了，但宮廷藝術並沒有消失；文人士大夫改變了，但文人藝術沒有改變；宗教藝術和民間藝術也是如此，並沒有因為對象的變化而廢止，除了某些內容之外，在藝術形式上既經固定，具有獨特的風貌和格調，為人們所接受。“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傳統的歷史長河沒有斷流。

       以往的民間藝術，是在農耕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與手工業結合，在男耕女織的生産模式下，緊扣著生活的需要，即所謂“勞者自歌”，使藝術自發地興旺起來。自需自為，自生自滅。長期以來，也形成了幾個不同的層次。

       古代婦女受到封建禮教的束縛，“女紅”為“四德”之一。所謂“女紅”，即“女功”（女工），包括紡織、縫紉、刺繡和編結、剪紙等。由於人人必學，形成了民間藝術最廣大的基層。王充《論衡程材》説：“齊都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目見之，日為之，手狎也。”這是漢代與秦漢之前的情形：齊國的都城臨淄，世間流行刺繡，平凡的婦女沒有不會的；楚國的襄樊，習于織錦，最遲鈍的婦女也會操作。她們天天目睹，親手去做，熟能生巧。現在的女孩子大都不學繡花了，但山東魯西一帶種植棉花，農家還有織花格子布的習慣。女孩子出嫁前要織一匹布剪作手巾，在結婚時送給男方前來賀喜的同輩。在北方許多地區，嬰兒出生，全村各家都會送一塊小布頭，用來為孩子做一件“百衲衣”（也叫“百家衣”），表示全村的愛護。懷抱嬰兒下地走路時，外婆一定要親手為他做一雙“虎頭鞋”。希望他站得穩，像虎一樣地有生氣。在這裡，現實的生活形成了淳厚風俗，親情、鄉情、人情匯成民族之情。其中的技藝只是一種表現情感的手段。

       第二是農閒時的副業和遊方藝人。他們學得一門手藝，平時務農，多是在秋收後操持民藝，如點彩窗花、刷印年畫、捏塑泥玩具、燒制泥模、八刀石猴、雕刻果模、竹編柳編等。還有一種走街串巷的，如吹糖人、畫糖人（糖餅）、捏面人、棕編、做錫壺等。在北方農村，有些活躍的婦女，到附近辦喜事的人家，為娶親者剪喜花，佈置新房；幫出嫁者縫紉、繡花做嫁衣。她們不計報酬，就像走親戚一樣，情誼濃厚。

       第三是作坊藝人，他們各有師承的專業，多是在城鎮中居肆服務，或製作工藝品出售。如過去的剪刻鞋花、繡作鋪、琢磨玉器、首飾作坊、印染作坊、傢具作坊、髹漆作坊、裝裱店、扎作店等；在上世紀的50年代大都組織起來，成立了大集體經營的手工藝工廠，現在有的已分解為藝人的專業工作室。

       民間藝術的三個層次：業餘性質的、副業性質的和以此為職業的。前者最普遍，雖然水平參差不齊，但情感真摯，體現了民族的樂觀、進取精神，顯現出“人的本質力量”。後者的技藝精進，表現出藝術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值得注意的是，作坊藝人的作品，既可能是民間藝術品，也可能是為文人或宮廷製作的。如宜興的紫砂茶壺，一開始便帶有文人的意味。特別是在清代嘉慶年間，由文人陳鴻壽設計圖樣、藝人楊彭年製作，即“阿曼陀室”十八式的“曼生壺”，影響很大。南京江寧織造府的雲錦，是為皇帝織造龍袍的。蘇州有一個“香山幫”，是應詔為宮廷營造建築。上海的露香園“顧繡”，受到董其昌的推崇，直至民國期間，蘇州刺繡也是打“顧繡”的旗號，包括余覺、張謇所支持的刺繡名家沈壽。“蘇繡”的名稱是晚近才出現的。這些藝人都有很高的造詣，手藝出眾，他們來自於民間，但其作品的性質，有許多並非民間藝術。

       近幾十年來，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科技和工業的進步發展，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基礎變了，上層必然發生動搖，存在著適應與否的矛盾，傳統藝術所受衝擊是可想而知的。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産”的提出，已是全人類所面臨的問題，作為國家政策進行保護是非常英明的。我們不但要保護那些高超的技藝，使它納入新的軌道，能夠持續發展，並且應發揚其中所蘊含的民族情感和體現出的人文精神。

       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産”的保護，政策性很強，條文也很明確，是無可非議的。任何政策的落實都必須貫徹其精神，不能僅僅停留在條文上。4月27日，南京《揚子晚報》以通欄標題報道了“六合豬頭肉申遺”，有三級專家和負責人進行辯論，各説各的道理。於是，我想何止豬頭肉呢，炒肝、腰花、蹄膀、炸裏脊乃至豬尾、紅燒獅子頭等；並聯想到雞肉、驢肉、狗肉以及各種肉食。其理由也會舉出若干：雞有“五德”；“天上龍肉，地上驢肉”；古代就有三種狗：獵犬、家犬、食犬，可以徐州漢代畫像石為證。“技藝”也是口味不同，各有奧妙。如此羅列起來，僅“吃”的一項，真是美不勝收了。難怪《考工記》説：“粵無镈，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不是説這些國家沒有鋤頭、鎧甲、兵器的長竿與弓車，而是人人會做，非常普遍，鄭玄註釋説：也就“不須國工”了。

       我吃過豬頭肉，但沒有研究過豬頭肉。而“非物質文化遺産”的保護範圍很廣，對有些非藝術的項目了解甚微，不便亂説。但從報紙所披露的“豬頭肉申遺”問題，各級委員們的看法並不一致，説明應該提高認識。單從民間藝術的角度看，我們應該加強理論的研究，深入認識它的本質、特性和表現手法，藝術與人民大眾的關係。恩格斯説：“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沒有理論的指導，認識是難以上升的。導向很重要，群眾當跟潮流而動。在民間已經出現了不倫不類的稱謂，稱泥塑叫虎為“非物質文化虎”，稱剪紙娃為“生殖崇拜娃”等。過去的“下裏巴人”和“不登大雅之堂”癥結何在呢？民間藝術的人文精神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呢？我們應該提倡什麼，防止什麼，須要審慎對待。“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歷史的經驗是有教訓的。

       我們的文化應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我堅信民間藝術的可貴，將研究民間藝術的“民藝學”作為建立中國“藝術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因為民間藝術是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基礎，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所在，有許多糾纏不清的理論問題都能得到解決。它不僅是回家的路，更是休養生息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