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的中國文化史培育出無數的明星,他們有的光照一代，有的“各領風騷數百年”，有的甚至光耀千古，如上古的孔子和中古的蘇東坡。進步，無疑是文化發展的潮流，“江山代有才人出”，時事必然造就現當代新的文化大師。啟功先生就是其中的翹楚，而且是一位“不世出”或曰“間世”的翹楚——亦即不是隨便什麼時代、隨便什麼人物都能成就的領軍人物。古人評價文化大師常用“道德、文章”為標準。但我以為具有高尚道德、文章的人固然偉大，但未見得都可親可愛，要成為一個完美的文化大師還須有“性情”，啟先生恰恰將這三者結合在一起。

       蜚聲海內外的書畫大家

       所謂“文章”是指廣義的學術或藝術水平，這當然是成為文化大師的基本標準。如果一個人能在學術或藝術領域中專精一項，或兼擅一兩項，已屬難得。啟先生不但能橫跨學術與藝術兩大領域，將學術藝術化與藝術學術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在這兩大領域中又兼擅數項，並能達到頂級水平，堪稱全能、全才之大師，故尤為難得。

       就藝術領域而言,眾所週知啟先生是蜚聲海內外的書畫家。就實際情況而言，啟先生的書名要遠高於畫名。然而啟先生從小立志要當的卻是畫家，故青少年時于繪畫用力甚勤；加之先後拜書畫名家賈羲民、吳鏡汀、齊白石為師，並深受號稱“南張北溥”的溥心畬及溥雪齋等大師的親傳，故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即已享譽畫壇，常有多幅作品同時出現在全國性的畫展上。據啟先生的友人王靜芝先生所雲，當時兩張啟功可以換一張董其昌足見其聲譽之高。啟先生學畫從臨摹入手，恪守傳統，接續了水墨畫的正脈，延續了文人畫的精神，筆觸精微，一絲不茍，尤喜元四家及清四王的作品，盡得其畫理之精髓、筆墨之靈趣及皴染之技法，風格空靈雅潔、澄澈明快，深具“蘭飄竹撇寫離騷”的詩意。在恪守傳統的基礎上啟先生也有創新，如對色彩的大膽使用，竟與西方之印象畫派有某些暗合之處。也許真的是“文章憎命達”，1957年啟先生竟“莫須有”地在他一手參與策劃的畫院被打成“右派”，這對他是一個摧毀性的打擊，從此決心封筆不畫。只有到“文革”後期之後才技癢難收，偶拾零紙，小潑丹青。但那時他已被“書債”所累，故很難重回巔峰。如果沒有那場噩夢，誰敢説啟先生的繪畫不會和他的書法一樣輝煌？

       但也許又應了另一句古訓：“天道酬勤”，當繪畫生涯遭到摧殘時，他的書法成就卻方興未艾，蒸蒸日上，並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後達到如日中天的高峰，世人稱為“啟體”，即在多方吸納傳統書法的成就上，自辟蹊徑，獨創一格。其風骨恰如翩翩美少年，風發激越，策馬揚鞭于柳陌花衢；其閒雅恰如文人雅士，輕裘緩帶，促膝于幾榻，轉見風采；不衫不履，相聚于山林，盡得倜儻；其瀟灑恰如《論語》所雲：“春服既成，浴與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其高華恰如稼軒咏山之譬喻：“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數峰。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雍容。我覺期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總之，他的書法與其繪畫一樣，都堅守了它們應具有的美學原則——雅俗共賞之美，賞心悅目之美，深具文人才情的氣質和書卷的文化內涵。這在浮躁氣充斥書壇畫界，出現大量以標新立異、粗頭亂服、東倒西歪、以怪為美甚至以醜為美的當今尤具撥亂反正的文化價值和文化意義,並將對中國書法史産生深遠的影響。啟先生還是一個卓越的書法理論家，提出很多諸如“師筆不師刀”，最佳的結字當符合“黃金分割”等命題，都堪稱不刊之論。難怪書法界很多人都稱啟先生的書法成就可以跨越明代的董其昌直接元代的趙孟頫，堪稱幾百年才出現一個的書法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