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項目之一的“饒宗頤文化館”日前在香港舉行了盛大的開幕典禮。此舉並非個例。近些年，特別是香港回歸祖國15年以來，香港的文物保護意識一再高漲。前法院變成藝術課堂，舊警署變身文物酒店，醫院舊址化身文化園林……一種新的文物保護理念在香港不斷被實踐、理論化、傳播和印證，同時也不斷刷新著人們的驚喜。這個理念，就是文物的“活化”保護。所謂“活化” ，即為歷史建築尋得新生命，做一個新用途，讓公眾得以走進並欣賞這個歷史建築。為此，香港特區政府力推“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 ，如今改造項目已進行到第三期，多座逾百年曆史的古跡遺址被改造，在保留傳統文明的基礎上重煥新顏，創造新價值。

       曾幾何時，在絕大多數人的印象中，香港作為一個繁華且飛速向前推進的現代化大都市，似乎和歷史挂鉤的文物保護常常被觀察者所忽略。鋼鐵叢林中，留在記憶中的那些老建築，那些記錄著香港成長痕跡的一磚一瓦，正在一點一點消逝……如何平衡文物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如何決定一個建築物或拆或留？文物保護資金從何而來？怎樣和民意進行有效溝通？飛速發展中何以留存城市的歷史文化印記？一路走來，香港人正在城市發展中不斷思索、求證和追尋著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認同感。

       首先，“活化”並不等同於某些人所習慣認為的拆遷翻新重建。它既有別於急功近利的大拆大建所造成的盲目破壞，也不同於放棄對文化遺産真實性和完整性的尊重而大造倣古建築，更不是把文物當作“架上古董”凍結保護而任其衰敗。實際上，古跡“活化”是一種關於文物保護的“微循環” ，它讓靜態的文物得以動起來，在外表“更新”的基礎上，把建築的商業、觀賞功能進行更深層面的改造，把歷史建築再利用，強化公眾參與度，同時為公眾帶來最大效益，這可謂城市化進程中，扭轉、理順城市發展與文物保護之間關係的一劑良藥。

       其次，古跡“活化”更需明確的是，人的生活才是文化遺産的靈魂。香港文保有個特色，即以社區為單位，利用NGO （非政府組織）或社區中心來發動居民共同參與。一個社區生活展館，作為一種“集體回憶”的載體，三五街坊聚在一起，睹物思人話當年，很好地提升了社區居民對於地區文保的意識和歸屬感。而與此不同，內地一些地方卻以保護的名義進行盲目過度的商業開發，以至於走向了問題的反面。無論是“中國歷史文化名街”評選還是某些古鎮、古村的保護，大都驅逐原住民，打造“千人一面”的倣古商業街、博物館、紀念館，在那裏已看不到延續千百年的當地人特有的生活方式。無論人們去平遙和麗江還是西遞和宏村，不光要看靜態的建築、凝固的歷史，還要看活態的文化，即人們的生活，是人的活動為景觀賦予了特定的文化內涵。像河北蔚縣的古村堡，它不再是簡單的一磚一物的堆砌，伴隨古村堡形成的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才是古村堡的靈魂，和古村堡同等重要。要想讓這些古村堡活起來，離不開村民，離不開那些伴隨傳統村落創造的燦爛的民俗活動。否則，古村堡，只能是一個沒有內涵的空巢建築。正因如此，著名學者馮驥才一再倡議，古村落應當進行“活化保護” ，不是表面的修繕房屋、恢復舊貌，更重要的是要恢復文化、生活，讓後一代人來傳承村落所代表的文化遺存和精神價值。

       再者，古跡“活化”理念還需要被不斷傳遞。代代累積沉澱的習慣和信念，滲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中，理念之所以産生持續影響，與推而廣之、代代相傳息息相關。為此，香港特區政府也特別強調以破解傳統思維的方式推廣文物“活化”保護意識。如推出各種通俗易懂的文物保護政策教材，向全港中學免費派發，讓“活化”和保護政策走進課堂。同時，為了讓歷史建築更貼近市民，政府通過組織不同類型的歷史建築導賞團，讓市民免費遊覽和體驗各種歷史建築及其背後的故事，從而增強大家的文保意識。

       老建築記錄了港人的歡與樂，見證了香江的血與火，在如今的港式思維中，老建築儼然並非“負資産” ，卻多是“傳世之作” 。它們或帶著歷史的笑容，或鐫刻著世事的滄桑，決不會被輕易推倒淡忘。正是這種珍視，讓老建築連同舊時光一起滲入港人的血液，穿透回望時的障礙，在城市成長中時時照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