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春節我都去看彥涵先生。第一次去看他的畫面讓人難忘。我們找到他的病房，阿姨説他在活動室。活動室裏只有他一人，夕陽從窗子照進來，他手拄拐杖，坐在窗前，頭抬著、側向一邊，像是在全力分辨著空氣中的聲音—— 一個空氣都被凝結的、有尊嚴的、黃昏的剪影。我們在門前站了一會兒，才上前打招呼。那天他精神很好，講了許多戰爭時期為共産黨送子彈的事：“你們看過那個電視劇吧……裏面有十八里鋪……我不知道車上押的是子彈……我只知道車出了城，走了有18里，來到青紗帳中的一個四合院……”我能感到，在沒有人來看他的時候，他會長時間地獨坐在那裏，回憶自己與這個國家的命運捆綁在一起的一生。這命運被定格在他每一個時期的畫面中。應該説，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藝術的幸運。

       最後一次去看他的情景也讓人難忘：一間小小的病房、一張病床、一個家鄉來的小阿姨。阿姨打來晚飯，他似乎對吃飯沒什麼興趣。我們起身告辭，他請阿姨把畫冊拿來，一一簽好字後，指著其中一本最大的説：“你們幫我把這本畫冊帶給學校圖書館，好給學生看。”彥涵先生，您這輩子出生入死，為國家、民族做了這麼多事，畫了這麼多畫，如此看重後學晚輩。能看出，他還想説更多，我感到他已經累了，必須告辭了。我説：“我們再來看您。”

       那次我是和兩個研究生去的，我説：“我帶你們去‘接氣’。”回來的路上我在想：我是看著彥涵先生這一代人的版畫學習藝術的；今天我的研究生見到了他們在藝術教科書上知道的名字“彥涵”。將來的學生可以從這些書上了解到，曾經有這樣一位版畫家，一生做過這些了不起的事情。

       我真的非常懷念彥涵先生，他説話的樣子——寬大的臉龐，眼睛舒展開來；嘴唇總是認真地聚合在一起，帶著笑意，像是在對你講述著過來人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