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術學院的潘公凱教授指出，西方人對於中國藝術其實是很關注的，在西方著名大學裏都有亞洲藝術研究、中國美術史的專業，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們招的博士比我們招的還多。然而，中國藝術並沒有因為這種關注而顯露出真正的光芒，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藝術最精粹的部分沒有得到理論的闡釋。在會議討論當中，朱青生教授也提到，中國的造型藝術早在唐代就已經達到輝煌的高度，敦煌的壁畫、石窟的藝術水平令西方人驚嘆，然而在士大夫主導的主流藝術評價當中，它們的地位卻遠遠不及書法、水墨畫。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人為什麼對小小的紙片上的線條墨跡那樣癡迷，因為他們難以理解中國藝術的內在的、精微的層面。

       中國學者負有一個重要的責任，就是要將中國藝術的最有特點的部分用當代的語言來説清楚。潘教授説，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學界所使用的語言系統是以西方學術語言為主導的，但用西方的概念、理論、觀察角度來解説中國的藝術，總是在一定程度、一定層次上就説不清楚了，而中國人除了這套語言體系，就只有古代的語言，只能搬出孔子、老子、易經的概念，這也説不清楚中國的藝術。我們現在最需要建構中國當代藝術學的概念體系，用當代人容易接受的語言來解釋中國藝術傳統當中那些最有價值的地方。

       潘教授還指出，西方人特別強調藝術史發展的前後遞進關係，不論是藝術，還是藝術研究的概念，都是一個潮流取代和否定前一個潮流，但中國人對事物發展的理解並不是這種直線的進步論。中國人愛用舊的概念，但在不斷的體悟當中，總是推出新的理解角度。這種做法，看起來是“怎麼説都對”，但其實是有發展的。這是中國概念建構的方式與西方不同的地方。

       整個20世紀，中國人一直在學習西方，這是個必經的過程，但也讓我們來不及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潘教授認為，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好時機，21世紀的中國藝術可以通過理論上的重新建構，進入一個富有創造性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