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博館員揭秘守護《剩山圖》歷史：自己設計保險櫃

　　半個世紀，他們守著《剩山圖》

　　記者尋訪浙博館員，揭秘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他第一個接手，還設計了雙開門冰箱那麼大的保險櫃

　　《剩山圖》來到浙江省博物館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浙博館員那裏，都得到了悉心保護，第一位就是周其忠。

　　周其忠回憶，雖然省文管會和浙博1962年就合署辦公了，但由於雙方的辦公地址一開始都沒變，《剩山圖》仍舊保存在環城西路20號省文管會辦公的一幢洋房。1969年，珍寶島事件爆發，中國進入全民戰備狀態。1970年5月，為了保護戰備狀態中的文物，文管會保管的文物與浙博所藏的一級二級文物被統一裝箱，進行轉移。

　　“我記得當時文物總共裝了116箱，先是轉移到臨安的一家軍工廠，隨後又送到了麗水山區龍泉縣的一座山坳裏頭。就在這些文物轉移到龍泉之後不久，我就被派到龍泉去看守這些文物，這算是我跟《剩山圖》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吧。”周其忠説，當時條件艱苦，大多數書畫都是“裸體”裝箱的，而從私人那裏收來的《剩山圖》，因為有一個紅木盒子作為外殼保護，在一群文物中顯得有些特別。

　　直到1971年8月，這批文物才又回到杭州。由於浙博孤山的房子並不適合放文物，省裏決定把省委黨校宿舍區裏一幢兩層樓宿舍調借給浙博當做文物庫房。“當時我們去看了看這個宿舍。説實話，這個宿舍離文物庫房的標準差了十萬八千里。屋頂是漏雨的，窗戶閉不上，進口處的大門也是木頭做的，要是有扒手進來，隨便拿走幾件文物實在是太方便了。我們馬上進行修整。”

　　因為庫房身在省委黨校的宿舍區，每天總是有三教九流跟它擦肩而過，特別是一些小販，喜歡東看看西看看。於是周其忠對外只宣稱這裡只是“浙江博物館的辦公分部”。

　　雖然該做的都做了，可周其忠總覺得，像《剩山圖》這樣的珍貴文物，就這麼放在宿捨得二樓，一點保護措施都沒有，還是不安全。於是他想出了一個辦法——定做一隻又大又重的鐵制保險箱，把《剩山圖》等珍貴的書畫文物都鎖在裏面。“我自己設計這個保險櫃，然後送往嘉善的一家工廠定做。這個保險櫃有現在的雙開門冰箱那麼大，好幾百斤重，有兩道門，每一道門都需要輸入密碼。開啟第二道門後，便是一層一層的抽屜，抽屜需要用鑰匙打開。保險櫃交付後，《剩山圖》就放在保險櫃的抽屜裏。”

　　就這樣，《富春山居圖》終於有了一個相對防盜、防潮、防腐的安身之所。1984年，浙博的古蕩新庫房落成，保險櫃被搬進新庫房。2001年，浙博專門保存書畫的恒溫恒濕庫房在孤山落成，《剩山圖》也離開了相伴多年的保險櫃，進入恒溫恒濕的新家至今。

　　她保管時間最長，還在台灣發表論文反駁對《剩山圖》的質疑

　　《剩山圖》被鎖進保險櫃之後，把守保險櫃的重任，落到了誰的身上呢？周其忠告訴記者，當時浙博只有一人記得這保險櫃密碼，這幅畫無論是要展出還是查閱，都需要此人來將保險櫃打開，這個人就是查永玲女士。

　　查永玲的記性很好：“我大學學的是歷史，對中國傳統書畫可以説是門外漢，進了博物館之後，沒多久就被分配到保管部書畫庫。既然是保管員，一切書畫作品的進出自然由我負責。當時我記得《剩山圖》是和沈周的《湖山佳趣圖》放在一個抽屜裏的。那時，博物館與外界的交流較少，展廳面積小，展示設施差，除了固定的專題展覽外，很少舉辦書畫展。除了有幾個專家來庫房鑒賞外，一般很少動用《剩山圖》，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

　　1979年的1月，浙博領導決定舉辦館藏書畫精品展覽。浙博精選了館藏的70多件古代書畫珍品，在當時全館最好的展廳中展出，“這在我的記憶中，《剩山圖》是第一次正式出現在公眾面前。”查永玲説。

　　1985年，周其忠退休，查永玲繼任浙博的保管部主任，繼續守護著《剩山圖》。2001年，查永玲偶然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故宮月刊》總216期上，看到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認為《剩山圖》與《富春山居圖(無用本)》筆墨有八不合：一為紙色不一，二為墨色不同，三為山不相連，四為皴法不對，五為苔點不類，六為樹木不同，七為小屋相異，八為水不相接；進而對《剩山圖》是否是《無用師卷》的前半部分提出了質疑。

　　對此，查永玲收集了大量有關《富春山居圖》的歷史資料，閱讀了大量的相關論文，撰寫了《〈剩山圖〉質疑之辯疑—兼論〈富春山居圖〉的繪畫風格》一文，發表在《故宮月刊》總255期上，將提出的8個質疑逐條進行反駁。

　　2003年，查永玲應邀前往台灣講學，很想一睹《富春山居圖之無用師卷》的風采。遺憾的是，她沒能如願。 “當時我曾向台北故宮方面提過這個想法，沒有下文。當時台北故宮書畫處的負責人也很歉意地表示‘很多事情不是我們所能決定的，我們能期望的，就是這兩幅畫什麼時候真的能夠一起展出。”

　　現在，雙方的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了。作為保管《剩山圖》最長時間的人，查永玲回想起一切，感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