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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2011年04月22日 11:29 | 進入美術論壇 | 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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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49年4月,在布拉格出席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的曹靖華(左二)、丁玲(左四)。
曹靖華(1897—1987)和丁玲(1904-1986)雖都是中國現當代大名鼎鼎的文化人,但在風雨如磐的20世紀30年代,他們卻素不相識,然而一件偶然的事情卻把他們連在了一起,這件事情對曹靖華來説或許十分平常,但對丁玲當年能衝出國民黨統治下的魍魎世界,奔向革命聖地延安,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丁玲于1925年與《京報》副刊編輯胡也頻結婚。1930年5月,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1年1月胡也頻被捕,丁玲抱著幼子找到邵力子等國民黨要人營救,卻堅決拒絕喪失政治原則的條件。不久,丈夫和另外四人在上海龍華監獄中被集體屠殺,成為著名的“左聯五烈士”。丁玲繼承亡夫的事業,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的主編及左聯黨團書記,成為魯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響的左翼作家。1932年3月,丁玲秘密加入中國共産黨,瞿秋白作為中宣部代表主持了她的入黨儀式。這時期她創作的《水》、《母親》等作品,顯示了左翼革命文學的實績。
1931年12月,丁玲與地下黨員、為史沫特萊任翻譯兼秘書的馮達結為夫妻。這次婚姻卻引出不幸結果,使丁玲在半個世紀中總被政治陰影所籠罩。1933年5月,馮達在上海被捕後供出了其家庭住址,旋即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後轉至南京幽禁(丁玲于1936年夏逃離南京後,即與馮達一刀兩斷)。她被秘密逮捕後,國內大報紛紛登出了“國內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日前失蹤,有人懷疑是被綁架或被殺害”的消息。丁玲的“失蹤”,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柳亞子、楊杏佛、羅曼 羅蘭等國內外一大批有影響的著名人士,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左聯及其他文藝團體,曾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抗議和營救運動,對國民黨的迫害與綁架等卑鄙行為予以揭露和譴責。且當一度盛傳丁玲遇害時,魯迅先生曾悲憤地寫下《悼丁君》的詩:“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國民黨當局為此採取了軟化手段,特務頭子陳立夫、徐恩曾都曾經來勸她發表反共聲明或自首,企圖利用她的名望為國民黨做事,但都遭到丁玲的堅決拒絕。1934年4月,國民黨當局迫於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壓力,對她的監視稍加放鬆、可以有一定的“自由空間”,她便利用這來之不易的表面上有限的“自由”,積極尋找地下黨組織,迫切希望與黨組織接上關係,卻一直沒能找到,很是困惑。直到1936年4月,丁玲打聽到李達、王會晤夫婦住在北平,她認為李達雖然在大革命失敗後聲明脫黨,但仍堅持宣傳馬克思主義,與一些黨員有聯絡,通過他們或許可以找到黨組織。於是她在五六月間,便設法到達北平找到李達夫婦,結果卻令她失望。但當她向王會晤(當時在北平中國大學擔任教務工作)打聽在北平有無其他熟人時,王有意無意地説了句:曹靖華(當時在北平中國大學等幾所大學受聘任教)在中國大學教書……在感到失望之餘,丁玲似乎又看到了一線希望。
丁玲在她的回憶錄《魍魎世界》中以《希望的陽光》為題那一節中寫道:“我並不認識曹靖華,但一聽到他的名字,就像在黑暗中見到一點火光那樣高興,好像有一種本能的對他的信任。我立刻請王會晤轉告他,説我要見他。他慨然允諾,可以説他熱情地答應了我……”
在王會晤的引薦下,丁玲第二天就見到了曹靖華,而且是立即“把心事全部向一個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不,應該説是朋友,打開了;我告訴他,我一定要找到黨……”丁玲之所以一見面就向曹靖華敞開心扉,是因為丁玲早就知道他是“《鐵流》的譯者,是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的老朋友,同魯迅先生有很親密的交往”。他們“像一對老朋友,像親密的戰友商量開了”。曹靖華慨然應允設法將丁玲的情況和願望托魯迅先生轉告黨組織,並要她先回南京等候消息。
丁玲在她的回憶錄《希望的陽光》一節中繼續寫道,回到南京,“總算把姚蓬子的詢問對付過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沒有很多朋友,只認識一個王會晤。他更不會想到我能見到曹靖華……”那時國民黨特務機關雖不像最初綁架丁玲時,日夜派打手在她住的房間裏監視她,而實際上她仍時時處在特務、打手、變節分子的暗中監視之下,這位公開聲明脫離共産黨的“轉向者”姚蓬子,就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派到她身邊的鷹犬之一。
一週之後,經過曹靖華的積極努力,黨組織果然派人來找丁玲,並幫助她最終逃離了南京。以後又輾轉經西安奔赴延安,成為到達中共解放區的第一位知名女作家,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志的熱烈歡迎。毛澤東為此還填過一首詞讚揚她:“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丁玲在回憶有關與曹靖華會見的那段往事時,深情地寫道:“就在這幾十分鐘的會面中,解開了我幾年來的痛苦和積慮,打開了我回到黨裏的大門,儘管曹靖華那時還不是黨員。我便從這一點縫隙中得到了陽光,我是從這一條涓滴細流中流出去,而奔歸大海的。我的新的生命便從這裡開始。曹靖華決不會想到在這幾十分鐘裏他發生的巨大作用;他絕沒有想到從此産生的我對他的深厚的終身感激之情……”
據曹靖華的兒子曹彭齡回憶,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年幼愚頑,大人有客,絕不願陪在一旁枯坐,常常只是在父母招呼下,去向客人鞠個躬,盡罷“禮數”,便轉身去院子裏瘋玩。大人們談些什麼,向來不注意。丁玲後來在“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盡屈辱與折磨,還被關進秦城監獄達五年之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丁玲平反復出後的那幾年,彭齡又多在國外奔波,丁玲和他父親曹靖華談過什麼,現在已無從知曉。但據丁玲的丈夫陳明(1942年兩人在延安結婚)回憶:“曹靖華先生在北京法憲衚同住時,丁玲和我去看過他。隔了20多年,1979年我們從外地(丁玲和陳明當時在山西農村勞動)回北京,也去看望他。談了些什麼,我都不記得了。但我卻清楚地記得,誰也沒有談過南京這段往事。”
曹彭齡接著回憶説,他也從未聽父親曹靖華談起過那段往事。但我知道在那“如磐夜氣壓重樓”的黑暗年代,父親曹靖華通過魯迅先生和其他途徑,推薦、介紹過多少嚮往光明的青年,掙脫魍魎世界,奔赴延安,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彭齡曾不止一次見過這樣的場面:一些也已白髮斑斑的老者在兒孫陪伴下,從外地來北京探望父親,一見面便指著曹靖華對兒孫説:“這就是我總向你們念叨的曹伯伯(爺爺),當年就是在他的幫助下,我才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的……”父親聽罷,總是寬厚地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