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曲藝申報人類“非遺”應受重視

蘇州評彈團的盛小雲與金麗生雙檔表演蘇州彈詞。

　　曲藝是以口頭語言“説唱”敘述的表演藝術。世界各國的各個民族，大都擁有自己的曲藝形式。從西方古希臘著名的“荷馬史詩”即《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行吟”唱敘，到東方至今依然魅力非凡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之用“羅摩里拉—羅摩衍那傳統表演”的深刻傳衍；從非洲大陸如埃及的“黑拉裏亞史詩吟唱”，到橫跨歐亞兩洲的土耳其的“麥達赫説書藝術”；再到亞洲如日本漫才、落語、新內、浪曲、凈琉璃以及菲律賓“達蘭根”史詩唱敘等等的普遍流行，都無可置疑地説明，曲藝是一門世界性的表演藝術。但以我們中國的曲藝遺産最為豐富，品類最為繁多，傳統也最為深厚。

　　中國曲藝不僅具有自身作為表演藝術的“本體”價值，而且有孕育催生其它藝術樣式的“母體”價值。從宋元曲藝“諸宮調”對元雜劇形成的重大影響，到元明“説書”對章回體長篇白話小説及其《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等名著的直接孕育，再到近世評劇脫胎于蓮花落、越劇脫胎于嵊州落地唱書、吉劇脫胎于二人轉等等大量事實，無不清楚地表明，曲藝既是戲曲之母，也是文學之母。

　　中華文化幾千年的延續，與口頭創作、口述表演、口耳相傳的曲藝之承載傳揚密切相關。詩歌的吟誦、詞曲的唱敘、小説的講述，與曲藝表演的“説唱”傳統一脈相承自不必説；包括號稱“中國三大英雄史詩”的藏族《格薩爾》、蒙古族《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瑪納斯》的形成與傳承，無不與相應的曲藝“説唱”形式即藏族嶺仲、蒙古族陶力和柯爾克孜達斯坦等曲藝品種的形成及傳揚互為表裏。

　　中國曲藝的重要文化價值，也體現在自身形態的博大精深和遺産資源的豐富多彩上。據“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暨藝術科研重點項目”《中國曲藝志》的研究統計，我國古今曲藝的品種數量，約在1000個左右；至今存活著的，至少也在500個以上。這些曲藝品種按其審美特點和表現功能，分為“説書”、“唱曲”和“諧謔”三個大類。其中的“説書”又包括了諸如蘇州評話、揚州評話、北京評書和四川評書等“大書”，蘇州彈詞、陜北道情、湖北漁鼓、山東琴書等“小書”，和山東快書、嶺仲、維吾爾達斯坦、快板書等“快書”三個小類；“唱曲”包括了諸如京韻大鼓、梅花大鼓等“鼓曲”，單弦牌子曲、大調曲子等“牌子曲”，和二人轉、四川清音等“雜曲”三個小類；“諧謔”包括了相聲、上海獨腳戲和笑嗑亞熱等“相聲”，四川諧劇、陜西獨腳戲等“諧戲”和數來寶、陜西快板等“快板”三個小類。可謂品類繁多，體系龐大。中國曲藝不僅在本國文藝乃至文化史上佔據著重要地位，而且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魅力與價值。

　　然而，中國曲藝的這種獨特歷史價值與重要文化地位，並未在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的工作中，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相應的體現。迄今全部四批“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及“急需保護的瀕危項目”中，中國的曲藝項目連一個也沒有被正面申報和進入！從而未能在這一國際文化的觀照體系中彰顯其所具有的特殊價值，這不能不説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相比之下，其它國家的曲藝項目卻有許多已被申報和公佈。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迄今公佈的全部四批共181個人類“非遺”項目中，曲藝項目每批都有，共佔據了15項，約佔整個公佈數量的8.3%。包括了埃及的“黑拉裏亞史詩吟唱”、印度的“羅摩里拉—羅摩衍那傳統表演”、吉爾吉斯斯坦的“阿肯藝術與吉爾吉斯史詩”、巴勒斯坦的“伊卡耶”、菲律賓的“達蘭根”史詩唱敘、俄羅斯聯邦薩哈共和國的“歐隆克雷—雅庫特英雄史詩”唱敘、土耳其的“麥達赫説書藝術”等等。換言之，在其它國家的申報工作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評審視野中，曲藝的分量與地位，得到了相應的重視和尊重。而堪稱世界曲藝大國的中國，卻沒有作為曲藝的項目進行申報和公佈。其間蘊含的巨大反差，很值得深思。

　　需要指出，已申報公佈的四批人類“非遺”項目中，有三個中國項目與曲藝有關，分別是：作為音樂項目申報的南音和作為口頭文學項目申報的《格薩（斯）爾》與《瑪納斯》兩部英雄史詩。前者是樂種同時也是曲種，後者是口頭文學同時也是藏族曲藝嶺仲與柯爾克孜族曲藝柯爾克孜達斯坦的演出腳本。但因不是作為曲藝項目進行申報和公佈，因而也就無法充分彰顯其同時作為曲藝的價值，也無法在國際層面的價值認定與保護工作中，得到相應的認知和關注。

　　當然，人類對於自身創造並擁有的文化事象的形態認知，某種意義上也如遠觀山巒，“橫看成嶺側成峰”。對文化事象進行類型劃分所形成並帶來的學科立場，影響著我們對於原本關聯性很強的文化遺産的認知與關注。像前述的《格薩（斯）爾》與《瑪納斯》兩部英雄史詩，雖然作為口頭文學申報和公佈了，但由於在價值判斷的向度上，側重的是文學性的“文本”，而忽略了承載並傳揚這些史詩的“説唱”表演形式即相應的曲藝品種。面對這種不乏“盲人摸象”意味的認知視角和價值判斷，傳承保護工作中存在的隱憂顯而易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離開了對於承載傳揚此類史詩的“説唱”表演形式即相應曲種的保護，作為演出腳本即曲藝曲本的“史詩”又怎能夠得到根本性的傳揚呢？！從這個意義上説，無論國內“非遺”的保護，還是人類“非遺”的申報，都應特別注重不同文化事象之間的內在關聯，不因不同學科立場的視角盲點，影響文化保護的初衷。

　　同時，人類“非遺”的申報與保護，也是不同的族群與國家用以維護文化安全和捍衛文化主權的表現。聯合起來，一同保護和傳揚這些文化遺産，既是我們對於文化傳承的現實態度，也是人類維護各自文化權益的客觀訴求。在這方面，我國也有著自覺的努力和成功的實踐，包括與蒙古國聯合申報蒙古族長調民歌為人類“非遺”,等等。但從曲藝的角度去看，仍有許多工作需要去做。比如，蒙古國已將“蒙古圖利：蒙古史詩”作為“急需保護的瀕危項目”進行申報並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公佈。而這個項目，實際上也就是我國內蒙古地區主要傳衍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的曲藝表演形式“陶力”；韓國已經申報並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的“板索裏史詩説唱”，也就是我國朝鮮族的曲藝表演形式“盤索裏”。這表明，在與鄰國共有文化樣式的合作申報中，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需要關注。

　　這説明，在申報人類“非遺”的工作中，關注和重視我國的曲藝意義重大：一可向世界全面展現中華文化的豐富性和非物質文化遺産類型擁有的全面性；二可彰顯中國文化的更大獨特性；三可體現中國曲藝在世界曲藝遺産中的獨特價值與重要地位；四可促使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特別是曲藝類遺産保護的全面與協調推進；同時還可全面維護國家的文化安全，捍衛中華民族的文化主權。

　　為此，籲請有關各方今後申報人類“非遺”代表作與急需保護項目時，一定要更加注重立足“非遺”保護工作的整體與全局，更加注意全面統籌和類型兼顧，高度重視和關注我國的曲藝，將曲藝項目申報人類“非遺”切實納入工作視野，以使世界範圍對於人類“非遺”的保護工作同時關切到中國曲藝的客觀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