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圖志》為中日現代化進程差異埋下伏筆

　　一本在中國遭到冷遇乃至唾棄的書，在日本卻成為暢銷書，人們競相閱讀——100多年前《海國圖志》的命運，為中日兩國此後的命運埋下伏筆。

　　《海國圖志》由魏源在1842年著成。這一年對中國意義深遠：鴉片戰爭戰敗，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國門洞開。進士出身的魏源很早就産生了改革內政的經世思想，鴉片戰爭的潰敗，更使他深刻認識到了解西方的緊迫性，於是迅速調整了自己的經世目標，轉而走上了“師夷”的道路。

　　1841年6月，當時同樣主張學習西方的林則徐，被革職流放新疆伊犁，途經京口（今江蘇鎮江）時見到了魏源，兩位老友相見甚歡，朝夕深談。也就在這次會面中，林則徐將之前自己在廣州蒐集的《四洲志》等資料交給了魏源，希望他編撰一部介紹西方的書籍以救亡圖存。魏源接受重托，著手蒐集資料，終於在1842年著成了五十卷的《海國圖志》，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

　　照理説，《海國圖志》在這樣一個敗世頹局中出現，應該引起很大反響才是。書的宗旨是讓中國人“睜眼看世界”，正為當時尋求救國大計的人打開了解西方的窗口，理應暢銷走俏。

　　然而，歷史卻一波三折。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雷頤評價稱，在當時，愚昧排外，堅持“天朝上國”的妄自尊大觀念主宰著“世道人心”，由於被“夷”所敗，不要説“師夷”，連談海外之事都成為禁忌。

　　當時，魏源的好友姚瑩就曾説：“舉世諱言之，魏默深獨能著書詳求其説，已犯諸公之忌。”在這樣的環境下，《海國圖志》提出“師夷”的主張，必然會被主流社會攻擊排斥，遭到人們的冷遇。

　　結果，宏偉的《海國圖志》問世後，並未激起什麼漣漪。據統計，當時中國有能力閱讀這本書的人多達三百多萬，而《海國圖志》在國內卻只印刷了千冊左右。及至後來，連談論這本書，也成為禁忌。

　　但《海國圖志》卻並未就此埋沒。歷史的吊詭，使它在一衣帶水的日本，激起了一場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