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保護人是關鍵 失去傳承人意味著文化斷裂

　　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積澱出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産資源。許多優秀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夠流傳不息，最關鍵的就是在生産生活中造就了一定數量的傳承人。傳承人是非遺傳承的關鍵，但近年來筆者在做田野調查時發現，目前在我國人口較少民族（人口在10萬人以下的民族）地區，隨著一些非遺傳承人的去世，當地的非遺保護工作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民間文化傳承人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一個群體，他們擔負著“傳”與“承”的雙重任務。由於我國少數民族自身發展進程的不統一，除了蒙古族、藏族、彝族、納西族、壯族、傣族等産生了比較悠久的本民族文字外，其他大多數民族特別是人口較少民族——一共有22個，包括普米族、鄂倫春族、怒族等，大多沒有自己的文字。這些沒有文字的民族除少數人能夠借用其他文字記載本民族文化外，絕大多數民眾在傳達信息、傳承經驗、交流感情時，一般只能依靠聲音、形體，特別是口頭敘事來進行。因此，對於地處邊遠且人口較少，又無本民族文字的一些民族來説，一旦唯一的傳承人去世就意味著一種文化的斷裂。

　　以生活在雲南北部山區的普米族為例。全國僅有3萬多普米人，雲南寧蒗就生活著1.3萬多人。説起寧蒗，許多人可能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這裡被稱作當代女兒國的瀘沽湖，或者還會想到這裡巍峨的群山和繞山飄蕩的層層雲霧，可能還會知道寧蒗作為一個彝族自治縣，保存了較為豐富悠久的彝族文化。但若説到作為普米族傳統文化記憶的“韓規”，不僅多數人不知道它是什麼，在當今很多普米人的生活中，它也已成為一個漸漸淡去的概念。然而，“韓規”卻在普米族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發揮著規範生活和支撐信仰的重要作用。“韓規”既是對普米族“祭司”的稱呼，也是指普米族文化記憶中特有的民間宗教儀式。它包含了書寫經文（古藏文）、口傳經文、曆法、占卜、繪畫、舞蹈、面偶等多項文化內容，涉及到採伐、修房、遷居、喪葬、播種收割、祭祖敬神、日常交往等各種民間活動。由於普米族沒有本民族的文字，“韓規”只能在民間日常生産生活中口耳相傳。作為世襲式家傳口授的産物，它擁有的100多种經文全部以藏族原生苯教為藍本，用古藏文書寫而成，一個合格“韓規”傳承人的文化積澱往往需要十幾年甚至數十年時間的累積。遺憾的是，隨著生産方式的演變和文化環境的變遷，偏遠的普米族山寨已漸漸看不到“韓規”儀式，到上個世紀末，“韓規”在寧蒗全縣境內已基本淡出人們的視野。1995年，寧蒗縣最後一個“韓規”傳承人離世，也似乎宣告了普米“韓規”文化的終結。

　　在目前勢不可擋的現代化進程中，與那些人數相對較多的少數民族相比，這些人口較少民族的民間文化傳承人的生存和發展會面臨更為艱難的選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民眾對本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産的認知和保護意識相對薄弱。世世代代的傳承與積澱使這些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文化早已融入日常生産生活之中，而在習以為常的心理中難以産生強烈的保護意識。

　　二是很多居住在邊遠、貧困地區的傳承人因為生活條件艱苦，缺乏自覺傳承的動力。一方面是老的傳承人一旦去世，自然會出現人亡歌息的情況；另一方面是由於年輕人外出打工或情趣的轉移，根本找不到可以傳授技藝的接班人，如赫哲族英雄史詩《伊瑪堪》的最後一位傳人已于上世紀末去世，鄂倫春族“摩蘇昆”的演唱者如今也寥寥無幾。

　　三是這些人口較少民族的民族文化在與周圍其他民族的比照中難以佔據突出地位。不僅它們賴以傳承的語言面臨消失的危險，而且在非遺傳承人的申報與認定過程中有時也會出現被邊緣化的困惑。

　　四是隨著交通和通訊的改善，這些人口較少民族的生活也同樣踏入一個開放的時代。新的文化樣式日益擠壓著傳統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間，偏遠的民族地區正在悄然發生著變化。

　　我們還應該看到，在一般情況下，越是人口較少的民族，在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傳承方面就越帶有封閉性和家傳性質，這種情況勢必會增加目前保護和發展的難度。

　　毫無疑問，民族本身只有大小之別，不存在優劣之分，許多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凝聚著一個民族的精神和信仰，已成為推進文化研究和文化發展的不可再生的藝術結晶。因此，要真正實現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就要積極發掘推動文化發展的源頭活水，關注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位成員的民族文化特色，關注人口較少民族瀕危的傳統文化，關注那些能夠使民族文化得以延續的文化傳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