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 文化遺産怎麼辦

兵馬俑、麗江和荔波的發展模式告敗,迫使遺産開發必須進行整體性的徹底改革。圖為麗江四方街聚會。CFP

　　文化遺産的開發利用，是“十一五”時期多數地方區域發展的微觀典型，交錯著文化保護和利用的博弈衝突，折射著經濟增長方式的尷尬困境，深藏著社會民生的徬徨憂患。

　　文化遺産面積不大，經濟總量有限，卻是蘊含巨大影響力的區域品牌，由此成為地方經濟發展和政府治理水平的縮影。痛定思痛，文化遺産開發面臨著改革轉型的巨大壓力。

　　內地開發模式告敗

　　目前，國內文化遺産開發模式有四：1.兵馬俑模式，以博物館的開發運營為核心，嚴重破壞了文化遺産保護與開發的區域性、系統性；2.麗江模式，過度依賴遊客接待人次和門票收入，新舊古城規劃失衡，旅遊品級連年下降；3.荔波模式，以“窮負債+資本運作”方式，申請世界遺産和發展旅遊産業，發展質量不佳，負債風險日趨增大；4.澳門模式，以區域保護和區域開發為原則，注重遺産和社區的利益平衡，不搞大規模拆遷，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有效帶動服務業提升和區域經濟。

　　令人深思的是，前三種模式為各地遺産開發所大力仿傚，如長城景區仿傚兵馬俑，部分貧困縣仿傚荔波，但近十年的實踐證明，前三種開發模式已然窮途末路，如遺産保護投入過大，超出正常的承受範圍；産業增長後繼乏力；經濟結構嚴重扭曲；地方財政負擔沉重，收支不平。唯獨澳門模式，近五年來，鮮有問津，個中原因，耐人尋味。

　　內地遺産開發的危機與窮途，緣于三大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瓶頸：其一，部委統轄管理的“山頭主義”。部委行政統轄和市場彼此割裂，權責分置，特別是在産業分工中，職能部委和旅遊局的關係，缺乏一個有效和強力的協調機構，造成了“多頭管理，低效運營”、“誰都管，誰都不管”的尷尬局面。

　　其二，畸形的遺産保護觀。眾多遺産保護和歷史舊城區改造中，最隱蔽，也是最鮮明的一個原則是“積極疏散舊城的居住人口”，即大規模拆遷，難免直接激化矛盾，誘發群體性事件，從而招致廣泛的批評。實際上，“澳門模式”已經證明，世界遺産的保護標準並未要求舊城居民疏散遷移，舊城民居除了影響文化遺産的視覺效果之外，並未違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相關規定。過度和畸形的遺産保護觀，造成了以“文化保護”為名，以“民生損害”為實的開發路徑。

　　其三，學術體制更新滯後，誤導行政決策。文化遺産保護和開發，是涉及歷史學、考古學、中文、區域經濟學、旅遊學等跨學科、跨領域的新興學術方向，只有加以系統整合和協調，才能真正有利於行政決策。由於缺乏多學科和多領域的系統支持，過度依賴單一學科的片面意見，導致了地方政府主導的眾多項目運營失敗。政府支持的遺産科研項目，由於忽視跨學科和跨領域的特點，因而大多收效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