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象》第174期_武漢歸來:別人負責疫病,我負責醫“心”_圖片頻道

vol.174

武漢歸來：別人負責疫病，我負責醫“心”

　　鏡頭前，我們只能看到戰疫前線醫護人員奮不顧身的衝鋒；鏡頭後，她卻能看到他們轉身後的脆弱與無助。3月底，結束41天的援鄂救援任務，沙莎隨北京援鄂醫療隊從武漢回到北京。
　　沙莎，80後，一襲黑髮，粧容精緻，頂著一張清秀的“初戀臉”，卻成為了北京安定醫院的一名精神科醫生。
　　在疫情面前，應該做職責所在的事，還是“明哲保身”？這是每一個醫護工作者給自己的設問，從武漢歸來的沙莎説：“當然，我們最後全部堅持下來了。” （受訪者供圖）
　　在武漢，沙莎和同事們要負責136名北京援鄂醫療隊員、12名跟團記者的心理解壓、疏導和干預工作，並指導醫護人員完善對患者的心理管理，對北京援鄂醫療隊所負責的武漢協和西院區重症病房做遠程會診，指導精神疾病共病及自殺等問題的處理。（受訪者供圖）
　　根據沙莎團隊前後兩次做的心理健康調查數據對比，他們援鄂期間所進行的心理治療中，睡眠異常人群由28.38%下降到20.33%，援鄂醫療隊員的焦慮症狀由2.7%下降到1%左右。（拍攝于2019年11月）
　　不管是和患者交流，還是接受採訪，沙莎的語速、語氣都會讓人聯想到一個詞“波瀾不驚”。理性、和緩、不急不躁，和她對話，你也會不自覺地放慢語速和聲量。是職業使然，還是本性如此？外人難以考究，但沙莎説，表面再淡定，她也會有“心驚”的時候。（拍攝于2019年11月）
　　四面白墻，一扇小窗，一桌兩椅，一盆綠蘿，在這樣一間簡樸的診室裏，沙莎曾經接診了一位讓她心驚的患者。（拍攝于2019年11月）
　　“我要怎麼樣死去，才能不影響我的父母。”在從深圳回北京的飛機上，這位來就醫的女士感到特別抑鬱，甚至希望飛機失事。繼而她想到，如果飛機失事，她想留個紙條。寫給誰？倏忽間，她竟發現這個世界沒有這樣一個人……（拍攝于2019年11月）
　　“她就覺得很可怕。”下了飛機，患者就馬上約了號。沙莎的號並沒有那麼好挂，“我自己都沒有號。”每次放號不到20分鐘，兩個星期的號就被一搶而空，但那一天，冥冥中，老天為那位患者開了一扇窗。（拍攝于2019年11月）
　　“對於精神科醫生來説，突然有一個人，她是在主動選擇死亡之前來見你，這個壓力是挺大的。聽了她的話，我內心雖然驟起波瀾，但表面上我必須鎮靜。”在某些特定的時刻，生命與生命的對話需要一些“科學干預”，同時，也更需要生命間溫度的傳遞。
　　“如果醫生寫一本小説，估計沒人能寫得過。” 人生的一切變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陰影構成的。作為精神科醫生，沙莎見了太多、聽了太多關於“光明和陰影”的故事。（拍攝于2019年11月）
　　根植于童年的陰影、源自於原生家庭的桎梏、來自親友間有意無意間的刺痛、職場上的競爭……除了先天生理因素，人生的變故與無常往往也是心理疾患的重要誘因。
　　據沙莎介紹，北京安定醫院非疫情每天的門診量大概在2000余人，幾乎承擔了到北京就診的外地患者的70%。“近些年，看似精神疾病的發生率高了，其實是就醫率高了。”但即便如此，社會、公眾對這一疾病的認知仍然是偏頗和缺失的。“以普及性最高的抑鬱症為例，你知道它現在就診率才有多少嗎？只有10%。”（拍攝于2019年11月）
　　而另一方面，是精神科醫生的緊缺。“我剛工作的時候，全國在冊的精神科醫生只有20000人，20000人服務多少病人呢？”（拍攝于2019年11月）
　　診斷，是醫生的職責。“心理上的問題，人人都會有，喜怒哀樂都是正常的情緒。但真正的疾病狀態，有一個龐大的病理體系。”沙莎是精神科、應用心理學雙重背景治療師，擁有藥物治療處方權。她能清晰地分辨，哪些症狀心理治療就可以，哪些症狀必須藥物治療，哪些症狀需要綜合治療。
　　但“醫生是要有界限的”，沙莎説，作為一名醫生不可能治好每一位患者，醫生能做的最大努力是盡己所能去治療他們、傾聽他們、幫助他們，但對於他們的合理選擇，醫生更多時候是理解和接受的狀態，而不是去控制或左右。“你要對患者有敬畏，你不要覺得你什麼都知道。”（拍攝于2019年11月）
　　“在精神科，醫生和患者的關係，有的時候像母子。病人在發病的時候會出現退行表現，多多少少會有些像孩子，需要你抱持他、溫暖他。但當他‘獨立’了，你就要放手，讓他去恢復生活。”
　　走過晦暗的人更知道光明的可貴。一顆手疊的“心”、一幅手繪的畫或是一個特別的禮物……很多重回正常生活軌道的患者都用自己的方式感謝著沙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