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鏡頭”背後的故事——“電視將軍”劉效禮專訪（上）

劉效禮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紀實臺 2014年11月15日 17:11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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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的春節除夕夜，中央電視臺播出了劉效禮的新作《幹枝梅頌》，這部關於屯墾戍邊的紀錄片，創造了中國電視紀錄片當年夜飯的一個特例。後來，《説鳳陽》、《幹枝梅頌》和收視率超過了電視劇的12集電視紀錄片《讓歷史告訴未來》，為劉效禮贏得了中國首屆范長江新聞獎。）

　　董岩：據我所知，1979年您第二次入伍了。

　　劉效禮：對。當時我是軍事部的記者，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後，葉劍英元帥説了一句話，“搞軍事報道，還是要以現役軍人為好。”根據葉帥的意見，我這個已經退伍的老兵第二次穿上了軍裝，級別為正營，按規定，家屬可以隨軍了。這樣，一家老小和十四個紙盒子裝著的行李一起來到了北京，14年的兩地分居結束了，我們一家團聚了。

　　“即便生個醜孩子也要醜得嚇人一跳”

　　（中國的電視紀錄片起步于1958年，在其發展歷程中，形成了自己清晰的發展脈絡和完整的風格群體，新聞紀錄、文化反思、平民紀事、生存關照、人物立傳等各種題材內容的紀錄片都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實踐。對中國紀錄片來説，從初期頌揚式的新聞紀錄，到1980年代深沉的民族文化反思，再到1990年代的平民化的百姓故事講述，不同年代的政治環境和主導文化傾向對其創作都産生了重要影響。）

　　董岩：進入80年代，中國電視事業有了新的發展，以“教化與指導”為創作理念的紀錄片面臨新的突破，高高在上俯視大眾、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文化紀錄片走到了邊緣，這一體裁的思想主題設定和藝術表現方式都亟需新的突圍。

　　劉效禮：比如受技術限制，拍膠片聲音錄不上去，只用解説詞來敘述，片子蒼白而又空洞。當時紀錄片大師荷蘭人伊文思經常來中國講課，有一次很生氣地説，“為什麼中國的紀錄片只張嘴不説話？！”伊文思的話，對我刺激很大，發誓一定要找到中國電視紀錄片的出路。

　　（這個突破口就是讓紀錄片開口説話，這一突圍的努力到1991年的《望長城》終於結出了碩果。）

　　董岩：您在中國第一部紀實性電視紀錄片——《望長城》裏實現了歷史性突破。

　　劉效禮：創新是紀錄片的靈魂，沒有創新就沒有靈魂。1988年底中央電視臺為確定中日合拍《萬里長城》的總編導人選，第一次實行招標方式來進行。我不知道任何背景，又經不住同事們的鼓動，貿然闖進了副臺長陳漢元的辦公室，還帶著幾個幫腔的。説了半個小時，陳漢元拍板了：“你中標了，但有一點要明確，是你個人中標，不是你軍事部。”長城攝製組一班人馬隨後在八達嶺外一個部隊倉庫的招待所裏吵吵嚷嚷討論了五天，最後達成了共識：一定要創新，決不留後路，即便生個醜孩子也要醜得嚇人一跳。其實，我心裏還憋著一口氣：我們這幫中國軍人一定要爭氣，決不能輸給日本人，一定要超過他們！

　　（這個由劉效禮與作家劉亞洲、周濤、李延國等最初定名的《東方老墻》，採用了前所未有的拍攝模式——攝影師到哪，錄音師必須到哪，有畫面必須有聲音；解説詞不能貼畫面，必須跟著畫面走；調音臺甚至都搬到了外拍現場……身為總編導的劉效禮要求所有編導人員嚴格遵循“聲畫合一”的紀實風格。）

　　董岩：打破聲畫分離的製作傳統，大膽採用拍攝時的同期聲和現場效果聲。這是一場前途未卜的冒險，您就不怕失敗嗎？

　　劉效禮：沒辦法。只能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擲了。我希望置之死地而後生。就對大夥説：成功了，是大家的；失敗了，算我個人的。就這樣，懷著不肯服輸的勁頭和揭秘尋根之心，我們攝製組一行40多人，從北京故宮的午門開拍，途徑河北、山西等十幾個省、市、自治區，開始了長達3年的拍攝。這是讓我終生難忘的一段經歷：在西出陽關的第二天，在一個叫馬圈彎的地方，長城只是一段高僅3厘米、寬50厘米的遺跡，向西就再也見不到它的蹤影了；在沙漠中追趕野駱駝時，汽車突然爆胎，接著是迷路、通訊中斷，第二天意外發現已闖入1964年中國第一次核爆炸的地方，還看到了張愛萍將軍題寫的“中國首次核試驗爆心”的石碑；立下“生死狀”，穿越死亡之海羅布泊，曆險18天，10次穿越中國核試驗場，終於找到了古樓蘭的烽火臺，成了第一支沿中路進入羅布泊的攝影隊……

　　（1991年11月18日，這部紀錄片在中國中央電視臺和日本東京廣播公司同時播出（日本播出片名為《萬里長城》），雙方都創下了記錄片的最高收視率。那天晚上，劉效禮家的電話響個不停，當時中央電視臺臺長黃惠群激動地只説了一句“祝賀你！”

　　劉效禮：《望長城》是我投入最大、最喜歡的一部作品。不論是前期採訪、拍攝，還是後期製作，都下了大力氣去尋求突破。《望長城》解説詞不是一個人寫的，是攝影、編導一起，根據畫面一句句寫出來的，很生動。記得當時在咖啡廳，咖啡廳裏面是機房，機房過去是廁所，機房錄著解説，我們在外面寫著解説，寫一段錄一段，因為咖啡廳晚上沒有人，沒有燈光，我們就在樓道的燈光下寫。由於第一次採用了大量的同期聲，所以在片子還是半成品的時候，我就請了幾個前輩看看從理論上是否行得通。他們一動不動看了五個小時，很激動很興奮，就説了五個突破，聲音的突破、故事的突破、情節的突破等等。當時電視界紀錄片大會正在湖南舉行，探討主題就是紀錄片怎麼拍，向何處走。結果《望長城》以全新的面貌出現了，給了大家一個全新的答案。他們覺得很好，後來就形成了大家看到的紀錄片模式。

　　董岩：《望長城》奠定了形式上聲畫合一、理念上客觀紀實的紀錄片新模式，它的出現讓觀眾眼前一亮。有人説，《望長城》顛覆了中國的電視屏幕，紀錄片傳統的“解説詞——拍畫面——後期找補”的三部製作程序被拋棄了，“聲畫合一”營造的現場感展現了電視語言的獨特魅力。

　　（據説，世界上至少有5億觀眾由此目睹了長城的風采。1998年，劉效禮到法國考察，巴黎《歐洲時報》節目表上還有《望長城》的預告。

　　15年後的今天，《望長城》仍被視為中國紀錄片的吶喊，視為中國電視屏幕的一場革命。對於當時48歲的劉效禮來説，《望長城》不僅是中國紀錄片的里程碑，也是他個人創作的里程碑，他迎來了自己長達15年的創作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