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揚：給“徵求社會意見”立幾條規矩

　　從車船稅法草案、新拆遷條例到是否停用麵粉增白劑再到北京治堵新政，各類“公開徵求社會意見”讓人目不暇接，僅國務院法制辦“法規規章草案意見徵集系統”裏，今年就有50多件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草案已完成或正在公開徵求民意。不過，這些“公開徵求社會意見”，在徵集手段、徵集方式、反饋結果上存在著不小的差異。（12月20日《新京報》）

　　公開徵求社會意見，是民主決策、開門立法的體現，是保證公共決策公平公正、貼近民意的必要程序。

　　原則性規定有了，但具體如何落實執行，還缺少明確的規範，以至於各類徵求社會意見的過程和結果相差巨大，有的實至名歸，有的則流於形式。比如，就徵集方式而言，全國人大常委會就車船稅法草案徵求社會意見，民眾既可通過信函、傳真提交意見，也可通過電子郵箱、網絡平臺提交意見，最後徵集到的意見近10萬條；而北京治堵新政徵求社會意見，雖然聲稱“請各界人士踴躍參與”，但方式卻只有信函和傳真兩種。而今年10月，國家發改委公佈階梯電價徵求意見結果，只是片面強調“61%的群眾支持階梯電價改革方向”，卻避而不談人們對“只有漲價沒有降價”的質疑，相比徵求社會意見，合理吸納民眾意見顯然更加重要。有些公共決策確實吸納了民眾意見，比如去年的漢字整形方案遭遇民意阻擊而夭折。但很多公共決策並沒有太多“民意含量”，公開徵集來的民意被擱置一旁。比如，今年7月，農業部就實施珠江禁漁期制度公開徵求意見，3個月後，農業部印發相關通知，其間，農業部連徵集到了哪些民意都沒有公佈，更不要説如何吸納民眾意見。

　　徵求社會意見若能實至名歸，不僅能激發人們參與公共決策的熱情，而且能避免公共決策留下後遺症；而徵求社會意見若流於形式，不僅會讓民眾喪失參與熱情，而且勢必導致公共決策偏離民意，甚至被塞進部門利益“私貨”。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徵求社會意見”予以規範。

　　規範“徵求社會意見”應從四個方面入手：其一，規範徵求社會意見的範圍，這個範圍越大越好，凡是涉及民眾利益的公共決策都應公開徵求社會意見；其二，規範徵求社會意見的方式越多越好；其三，保證徵求社會意見的公開性，徵集方必須及時、完整地公開民眾意見；其四，相關決策必須最大程度地吸納民意，所謂“最大程度”，就是可以吸納的必須吸納，不能吸納的要有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