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明安：司法強拆實現“進步”須滿足三個前提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二次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新徵收條例）最大的亮點是什麼？人們幾乎不約而同地認為，是“行政強拆”改“司法強拆”。

　　筆者認為，“行政強拆”改“司法強拆”確實是一種進步，但這種進步必須有相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為前提。否則，會走向進步的反面：不僅不能增加對被徵收人的權利保障，還將以犧牲司法的公正、權威和人們的法治信仰作為代價。

　　原《拆遷條例》規定的“行政強拆”被取消之所以是一種進步，是因為那種“行政強拆”確立的制度是：行政機關自己作出拆遷決定，自己對拆遷決定的爭議進行裁決，自己對不履行裁決的當事人予以強制執行（強拆）。這種制度顯然違反“自己不做自己法官”的正當法律程序。取消和廢除當然是進步。

　　但是，以“司法強拆”取代“行政強拆”就必然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符合法治的基本原則嗎？就一定是法治的進步嗎？筆者認為，不一定。

　　首先，強拆涉及“強拆裁決”和“強拆執行”的問題。強拆裁決是司法行為，實施強拆是行政行為，或者説實質上是一個行政行為。“司法強拆”如果不以裁執分離制度為前提，統一由法院執行庭或行政庭實施，同樣會導致濫權、侵權和腐敗。較理想的方案應該是：法院裁決，行政機關組織實施，法院予以監督，包括受理被徵收人對違法拆遷行為的起訴。

　　其次，司法強拆比行政強拆公正，是假定司法相對超脫、獨立，不受地方行政和其他外力干預，從而能兼顧和平衡各方利益而得出的結論。但是我們在實行司法強拆後，如果司法仍受地方行政和其他外力干預，行政強拆發生的問題就可能同樣在司法強拆中重演。

　　再次，司法強拆能否為被徵收人權益提供有效保障，是以司法對行政行為的嚴格審查為前提的，而這就要求法院在依法作出判決以前，任何人不得實施強拆。如果仍像過去一樣，被徵收人起訴後，只要政府一申請，法院就強拆，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被徵收人勝訴，權益也難於恢復了：舊房子早拆了，新高樓大廈早蓋起來了。你不可能將新蓋起的高樓大廈推倒，再恢復你的小平房或小四合院（即使是梁思成與林徽因的舊居）吧？

　　因此，在新徵收條例中，應該確立“起訴即停止執行”（緊急情況除外）制度。否則，在沒有“説法”（終局判決）之前，你硬要強拆，堅持權益的被強拆人可能就會選擇暴力對抗或自焚，他（她）不會因為你是法院、不是行政機關就選擇忍耐和配合。強拆悲劇仍然難以避免。

　　由此可見，以“司法強拆”取代“行政強拆”必須要以建立和完善上述三項制度為條件、為前提。否則，這種轉變對現行制度的改進有限，對被徵收人權益保障的增進有限，對消除暴力拆遷、野蠻拆遷，避免強拆中暴力對抗和被徵收人自傷、自焚、自殺悲劇的效果和作用有限。不僅正面作用有限，而且還可能使法院失去公信力和權威，使國民失去對司法的信任信心和對中國法治的前景産生悲觀情緒。  □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