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由藥家鑫案談法律不能抒情

　　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在朋友眼中是個柔順卻又倔強的年輕人。他喜歡彈鋼琴，很在意自己的外表，想要去整容。10月20日，他駕車撞到一名女服務員，因嫌“農村人麻煩”，他連捅被撞者8刀。（12月6日《新京報》）

　　從新聞報道看，藥家鑫是一個多才多藝、柔弱執拗的孩子，新聞描述得令人心疼，但誰也不能否認：就是這個“好孩子”，就是這雙彈鋼琴的手，拿起窮兇惡極的刀，結束了另一個公民的生命。法律之所以正義，是因為它不擅抒情，擺事實，講道理，賞罰分明。法治社會從不信什麼“功過相抵”的邏輯，換言之，一個做了一輩子好事的好人，即便偶有惡行，也當為其不義行徑支付成本。

　　殺人就是殺人，所謂“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就是無論嫌犯背負著怎樣的光榮歷史，法律的尺子只在殺人事件上拿出自己的“度量衡”。從馬加爵案到崔英傑案，“良民犯罪”也許是個值得反思的社會現象，但穩態的法律不能輕易“動心”，因為法律所懲戒的，不是一個公民的動態史，而是一個公民的犯罪事實。

　　網上有個很有趣的帖子，描述好人壞人的辯證矛盾——上帝對我説：你是好人，信上帝的都是好人。佛對我説：你不是好人，不信佛的都不是好人。北京人説我：你們外地人沒一個好人。東北人説我：你是好樣的，都混到北京了。老婆説我：你當然是好人，沒了你咱家就沒了主心骨。企業説我：你們太壞了，就知道向我們要錢……人的複雜性，源於人的社會性。十惡不赦的壞蛋，在某些情境裏，也是溫潤如玉的君子。正因如此，人性善惡之辯，自古就沒有定論。

　　人性無善惡，行為有是非。法律的責任，不同於心理諮詢師，公平正義從不是溫情脈脈的教化，而只能以嚴酷對等的責罰警示後來者，以強制力和威懾力震懾惡行。底線分明、罰則分明，社會才有秩序可言。每一個壞蛋在某種情境下都可能是一個好人，然而人性的悲憫與同情，和法律的冷酷與理性，是兩個層面的事情。黑車司機可能是個好爸爸，黃牛黨可能是個好兒子，販毒者可能是個好丈夫……但法律所規範與保障的，是最大的公共利益，是穩定的安全與權利——因此，即便他們是“好人”，仍無礙于法律對他們的懲戒。

　　此好與彼壞，不能雜糅混淆。這不僅是個法律準則，也是公民社會基本的理性主張。就譬如公權政府，不能因為在民生問題上扮演過好人，就可以偶爾剝奪公民權利、犯點小“惡”；不能因為搞好了菜籃子，就不管樓市；不能因為GDP上去了，就懶得治理污染；不能因為建好了“遮羞墻”，就不管城中村……

　　但願“好人藥家鑫”僅僅是公共事件的一個花邊，也但願這個花邊不會影響法律與輿論對事件本身的是非判斷。這是一個法治社會，這是一個成長中的公民社會，我們會有尺度地抒情，但拒絕莫名其妙的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