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規劃病”是“城市病”的主要病因

作者：魯寧

    今天，人民日報刊發長篇記者觀察，感嘆“北上廣”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病”集中暴發，離宜居越來越遠。作為生活于上海的市民，筆者對此的感觸已積累了許多年。

    “城市病”帶共性的病症主要包括人口膨脹、空氣污染、交通擁堵、房價高企、安全脆弱等等表象特徵。

    “城市病”在上世紀30年代開始暴發，最早染上“城市病”的城市如舊金山、底特律、紐約等美國大城市，到上世紀60年代，巴黎、倫敦、東京等特大城市也程度不同染上了“城市病”。進入新世紀後，新興經濟國家開始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城市病”在印度、墨西哥、巴西、中國的特大城市蔓延開來，且“病情”的發展程度和速度都大於、快於發達國家。在中國，現階段的“城市病”以“北上廣”最具典型性。

    然而，縱觀全球城市化進程的歷史演進，“城市病”並非城市的不治之症。“城市病”不但可治，若在治療過程實施如中國的中醫理論所主張的“辯證施治”，不但“城市病”有望根治，而且施治過程還是城市脫胎換骨、重獲新生的過程。所言“脫胎換骨”指，城市經濟結構趨於階段性合理，産業層次實現階段性提升，城市功能實現階段性轉型升級，衡量宜居性好壞的主要指標明顯改善。

    因工作性質關係，筆者每年均會多次往返于京、廣、滬之間，往返次數越多，對“城市病”的感觸也越深。筆者以為，當下國內以“北上廣”為典型的“城市病”，其主要病因緣自各自城市歷史和現實互相糾結形成的“規劃病”。三城市的政府受級差地租的強烈誘惑，都把各類城市資源投入于市級中心城區和各區的區級中心城區。這就造成上下班人流車流的單向集中甚至是爆發狀流動，交通人為擁堵之外，商務成本、商住樓租金、商品房價格、餐飲及各項消費服務價格均被呈整體性的過分拉高。這些“病症”的背後，所反映的就是發展規劃定位的急功近利甚至於錯亂，因此，把“規劃病”視作“城市病”暴發的源頭病因，邏輯上是能夠成立的。

    本世紀初，在“北上廣”三城市中，“城市病”的病症數上海最重。當時上海的思路是在市區遠郊打造九座産業、商業相對集聚的“新城”，投入資源不算少，無奈軌交規劃沒有先行，投了三四年都難見效果。2004起上海籌辦世博會軌交建設大規模啟動，但又是二三年過去，遠郊新城建設仍然乏善可陳。據筆者觀察，問題出在新城建設只注重做增量，不注重新城建設與中心城區産業存量的結構調整互相挂鉤。2006年後，遠郊新城建設規劃與中心城區産業升級、工廠外遷、經濟結構轉型、新産業必須園區化落戶等政策互相銜接，幾年下來，遠郊新城建設立即有了模樣，産業、商業和人口集聚效果出乎政府預料。如此一來，遠郊新城綜合性宜居的比較優勢，對中心城區的産業、商業和人口産生了愈來愈強烈的吸引力，目前，變化仍在加速進行中。

    筆者工作單位和居住地段都在上海中心城區，這幾年的直觀感受是，上下班交通擁堵狀況一年比一年改善，甚至上半年與下半年都能感受出交通的變化。因為白天工作時間單向擁入中心城區的私家車和公務車逐年遞減，空氣質量有所好轉，房價雖然被調控組合拳硬壓著，但這幾年甭管中心城區的房價被一輪輪炒作而爆漲，但中心城區的商品房租金卻維持了基本穩定。這説明中心城區的租房者有所下降----這當然也是宜居性有所改善至少是沒有繼續惡化的一個衡量指標吧！

    上海“城市病”病症在逐步指標上有所好轉，還遠談不上治愈。但從目前的趨向觀察和分析，只要繼續以科學的規劃為龍頭，以城市産業升級、結構調整、功能轉型為抓手，假以時日，“城市病”是可以醫治的，至少先做到不再繼續惡化。筆者相信，上海如此，北京和廣州也應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