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我為什麼堅信“知識仍能改變命運”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科院人口和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表示，目前，中國大學畢業生的起薪與農民工工資差距在逐漸縮小。雖然他強調説，大學畢業生工作幾年後的薪水變動率遠高於農民工，但這仍可能會造成一種負激勵效應，“幹嗎上大學？”（《新京報》11月22日）

　　上大學幹嗎？這既要問大學，更要問社會。如果大學告訴我們説，你來唸書就是為了謀得一個好工作，“勞心者治人”；如果社會告訴家長，大學就是高貴教育，旨在將來收穫人生的硬通貨——那當大學生薪資待遇與農民工看齊時，這知識還真沒能改變得了他們的“命運”嗎？昂貴的高等教育要臉紅，注水的就業率要臉紅——幹嗎上大學？

　　我們的價值判斷往往來自生活經驗，所謂知識改變命運的“能”與“不能”，大抵是從整體而言，無法適用於每個個體。儘管2009年大學生起薪與農民工差距拉大，但從2003年以來的數據看，這之間的薪酬差距呈縮小的趨勢。於是有人覺得讀大學似乎是個很沒有性價比的事情，甚至擔心它會不會對教育大計形成事實上的負激勵。

　　大學門檻越來越低，眼下大學生的含金量已逐步下降，加上就業形勢嚴峻、結構性失業的存在，大學生起薪低，完全是市場規律使然。至於大學生的工作還不如農民工好找，在於隨著公民受教育年限的延長，其知識專用性也越強，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到匹配崗位的概率就越小，“讀到博士以後的工作更難找，因為匹配率更小”，加上各自的期望值差異，農民工的就業優勢愈發明顯。

　　但大學生的命運，果真與農民工只有三兩百元的距離嗎？在“起薪”之外，人生中還包含著更為重要的“發展機會”、“後賦潛能”等。農民工的人生往往是直線的，沿著起薪的不堪，舉步維艱；而有真才實學的大學生的人生是曲線的，也許會有起落，但未來預期相對更好。所謂知識改變命運，其實改變的是人生向上的機會，而不是立竿見影的知識貨幣化的能力。

　　杜威有言：“教育是生活的過程，而不是將來生活的預備。”我們冀望知識能在社會序列中贏得物質化的尊嚴，但能改變命運的，除了知識，還有制度、性格、環境等。知識改變得了命運，也必須依仗知識改變個體及社會的命運。在縱橫捭闔的歷史演義裏，知識越是不那麼急功近利，時代越有生生不息的活力。（鄧海建 原題：堅信知識仍能改變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