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有阻力就能阻擋拆遷條例修訂？

　　北大5教授聯名上書修改拆遷條例，已過一年。人們面對的現實是，新的拆遷條例遙遙無期，而強拆的鬧劇、悲劇卻不斷上演，不斷花樣翻新。一度很樂觀的教授們，現在也只能“苦笑不已”。

　　回想當年，上書行動曾得到積極回應。建議書發出剛一個星期，上書者之一王錫鋅就接到了國務院法制辦的電話邀請，法制辦副主任郜風濤邀請5名教授參加一場在國務院舉行的座談會，研討“拆遷管理條例”。王錫鋅還曾在之前通過私人渠道了解到，國務院法制辦對“拆遷管理條例”“比較重視”。 然而，一年研討、重視下來，條例還是那個條例，問題還是那些問題，悲劇還是同樣的悲劇。

　　有個變化卻是明顯的：對拆遷條例修舊頒新曾經積極回應的相關部門進入冷處理狀態，曾經熱情推動的相關官員現已踟躕不前。前不久，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舉行了一次“促進《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廢舊立新學術研討會”，結果現場發現，之前答應要出席的政府官員，竟然一個也沒來。而陷入困惑的上書教授們得到主事部門的回答大同小異：阻力太大、情況複雜。

　　對這樣的回答，教授們心中有數：拆遷條例的修訂之所以陷入僵局，困難主要來自“地方的阻力”。這是因為，城市化和舊城改造均能對GDP實現便捷的拉動，拆遷中的鉅額土地出讓金，早已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如果這種判斷成立，作為普通公民的思維恐怕會墮入更大的困惑之中：憲法保護的公民權利又將置於何種境地？

　　所謂“地方的阻力”，不過是源於地方官員的阻力。不受憲法制約的拆遷，或者説依據違憲法規的拆遷，讓他們獲得加速積累政績的暢快與甜頭，迷戀舊條例、抵制新條例，也就在所必然。儘管這樣的拆遷往往冠以“公益”“發展”“大局”的名義，但都改變不了官員利益侵犯公民利益的實質。既然如此，憲法就應及時顯示出國家根本大法的權威與力量，這種權威與力量應該是不可抗拒的，怎麼就出現阻力大於憲法之力的怪事情？

　　拆遷矛盾的關鍵是利益平衡，而實現平衡的基礎只能是法治而不是人治，更不是以官員意志為轉移。在《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公開徵求意見之後，相比於民間的正面反饋，許多地方官員表達了相反的觀點。有的認為新條例偏向個人的利益卻“忽視集體的利益”，是“法治的進步，社會的退步”。更有地方官員堅持強拆有理，直言“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這些似是而非的“新思維”，説穿了，就是只要官員的進步，不要法治的進步；就是為求官員的利益，不惜犧牲公民的合法權益。

　　“法治的進步，社會的退步”，絕對是一個悖論。可以預見的是，在對拆遷條例有針對性的修訂之後，以新條例代替舊條例，減少矛盾，化解風險，避免悲劇，如此“法治的進步”，同時也必然是社會的進步，除非將官員政績與社會文明劃等號，“社會的退步”從何談起？

　　不管是教授上書還是社會現實都告訴我們，依據不當法規而進行的拆遷，容易滋生矛盾，侵害民權，釀造悲劇。也許阻力確實很大，情況確實很複雜，增刪哪些條款還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但這都不能成為中止修訂拆遷條例的理由。適時立法與修法是實現憲政的必然要求，更是國家與人民意志的體現，如果有阻力就屈服、就止步，那就是比強拆氾濫本身更嚴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