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G20凸顯美國影響力的終結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告一段落，各國經濟和政策的差異化不斷增加，第五次G20峰會也不再有此前幾屆“同仇敵愾”應對危機的氛圍，成為多國“各懷心事”的敷衍之作。

　　要考慮這種狀況的始作俑者，不得不提到美國近期過度利己的政策思路。美國學者科恩和德龍在《影響力的終結》一書中談到，美國已經失去了財富的力量，未來將不得不更加適應作為普通國家的角色，也難以再發號施令。我們看到，在現實中，美國已經開始適應角色的轉變，但對於全球來説不幸的是，美國已迫不及待地在承擔責任方面向普通國家看齊。

　　眾所週知，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確立意味著美元徹底取代英鎊，也帶來美國的金融霸主地位。而在這一體系崩潰之後，雖然美元地位下降，但美國也同時不再承擔維持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職責，反而獲得了更大的利益。

　　無論實施強勢美元還是弱勢美元、重視內需還是強調“出口倍增”，美國經濟金融政策的著眼點都首先是國內利益，然後才是美國人眼中的全球利益。也正是基於此，面對可能被誇大的美國經濟“二次探底”風險，美聯儲毫不猶豫地推出了6000億美元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再次使得美元成為“美國人的財富，其他國家的麻煩”。

　　雖然本次G20峰會有多項議題，但匯率及其背後的協調問題，無疑是討論的重點和難點。

　　一方面，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經濟體的政策矛盾難以調和。在危機過後，美國等發達國家仍面臨失業、投資不振等問題，而發展中國家則普遍關注通貨膨脹的反彈，這使得貨幣政策的協調難度不斷加大。而發達經濟體普遍堅持的貨幣擴張，也使得後危機階段的調整成本更多由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高儲蓄國家來承擔。可以預計，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對美國實體經濟的直接作用有限，更多是推動熱錢向凈儲蓄國家的流入，從而使其貨幣兌美元匯率上升而使美國間接受益。

　　另一方面，發達經濟體之間的政策差異也在擴大。目前，美國在“理直氣壯”地實施“以鄰為壑”的政策，而且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日益嚴重；日本在“不聲不響”地走向零利率，而且不斷加大對日元的匯率干預；歐盟部分國家對美國的“自甘墮落”有些不以為然，但內部國家也面臨兩極分化的矛盾。

　　實際上，最早由日本發明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名聲並不是很好，尤其是在幾十年的反通脹時代。它一方面表明了某些不負責任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有貨幣當局“黔驢技窮”的味道。

　　美國仍然在諸多國際事務中擔當著“老大”的角色，但這次G20召開時，“老大”&&加劇全球金融政策的失調，顯然使我們對於未來經濟金融秩序的完善感到不容樂觀。

　　□楊濤（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