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誘致突發事件：概念、特徵和處置

    三、網絡誘致突發事件處置的消極行為模式及其困境

    突發事件處置成為各級黨委執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考驗。近年來很多地方政府官員因為突發事件處置不力受到問責，200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又印發了《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其中明確將“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列入問責條件，對突發事件應急處置給予了高度重視。在突發事件處置中，網絡誘致突發事件的處置已經成為其中的重要環節。就網絡誘致突發事件處置而言，處置工作既要把握突發事件的規律和特點，又要善於應對網絡化的新形勢。但從實際處置工作來看，對該類事件規律的把握、形勢的研判上存在很多不足，行為模式比較消極。

    (一)消極行為模式的表現

    第一，回避，即刻意回避問題和矛盾，認為採取鴕鳥政策即可將事件消弭。實際工作中的表現就是應急處置中對網絡誘致突發事件缺少足夠的政治敏感，在網絡上已經出現突發性的傳播事態後，不能做到主動披露信息，而是消極對待，給謠言的傳播留下了空間，對網絡輿情的引導缺乏經驗。而正規渠道信息不暢，政府“失音”，就會削弱政府的公信力。例如，某地一名城管隊員與一名市民發生爭執打鬥，後這名市民腦幹出血不治身亡，該城管隊員被刑事拘留。據屍檢報告顯示，這名市民有高血壓病史，而且大量飲酒，死因與打鬥行為不存在必然因果關係。但基層政府在處理此事時，未能在第一時間通過權威渠道披露有關信息，最終此事被網絡媒體描述成“十幾名城管圍毆一位市民導致其腦死亡”的失實新聞，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9]

    第二，拖延，對事件發展趨勢把握不準，對事件嚴重程度估計不足，未能及時處理。在應急處置中的表現就是，在事件剛開始發生時，不能主動快速查清事實、認真糾錯，或者利用媒體和網絡澄清事實，從而喪失了在事件初期有效控制事態發展的最佳時機。其後仍然採取拖延的辦法，最終形成被事件發展牽著走，從而導致事件不斷升級，處置工作的被動程度也隨之遞增。

    第三，反應不當，對事件性質等重要問題把握不準，引導失當，從而放大事件，激化矛盾。在應急處置中的表現就是，往往出現一些“妄語”現象，結果更加激化矛盾。譬如在2009年5月份杭州飆車案的處理過程中，警方倉促中向社會公佈了“初步認定肇事車輛時速是70碼”，結果引起社會關注焦點轉變，對警方這一説法的質疑成為輿論中心。最後的專家測算雖然修正了這一説法，但由於警方首次提供的信息存在失真與誤導現象，從而使其後的每一個行為都被社會輿論質疑，失去了對事件的話語權。[10]

    (二)處置困境分析

    針對網絡誘致突發事件處置中的不當行為，曾有媒體將這些行為歸納為缺語、失語、妄語現象。[11]透過這些現象，可以看到現階段對網絡誘致突發事件的處置還存在很多困境。這些困境，與社會轉型、政府轉型、網絡環境變遷有很大關聯，而此類事件的不可控性和應對經驗不足更是成為影響處置工作的直接困境。

    第一，影響範圍不可控困境。如前分析，本體事件一般不涉及複雜的利益關係，利益相關者不多，影響範圍有限。但一旦進入網絡誘致過程，影響範圍將不可控制。首先，社會影響範圍不可控。本體事件一旦進入網絡誘致進程，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該事件相關信息的接受者與發佈者，發表觀點進行評論，影響事件發展的進程。網絡空間具有開放性和無邊界性，這些都會放大和渲染本體事件，使事件的影響範圍難以預期。其次，官僚體制內影響範圍不可控。在傳統的科層制體制下，突發事件信息是遵循組織結構的金字塔原則逐級上報的。從理論上來説，下一層級可以選擇性上報信息，甚至可以壟斷某些信息在體制內的發佈，上級的影響範圍是被下級所確定的。但在網絡誘致突發事件中，由於網絡的作用，體制內的每一個節點都可能分享到所有的相關信息，下一層級很難控制上級的關注範圍，也就難以控制上級的影響和干預程度。在現行體制下，如果上級機關的影響範圍和干預程度不可預期，則處置工作的可控性必然削弱。

    第二，突發事件處置能力困境。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不適應現代社會的信息生産和傳播方式。很多幹部仍然依賴傳統的信息傳送渠道獲取信息，不注意利用現代技術手段獲取和分析信息，不能及時跟蹤和分析網絡上的輿情動態。這些不足往往導致信息獲取滯後，對處置工作是否能引導輿論把握不準。二是對網絡社會下公共權力運行受到的衝擊估計不足，缺少研判能力。網絡社會條件下，基層“點”上的問題演變成影響廣泛的“面”上事件概率大大增加。但很多幹部對此估計不足，不熟悉網絡化條件下政府的“遊戲規則”。對事態的發展缺少足夠的預測能力，對關鍵點把握不住，對利益關係分析不清，缺少自主決策能力，關鍵時候不能講政治，往往使處置工作陷於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