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瑩：財政資源分配應避免“濟富劫窮”

    10月27日，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官網公示了深圳市高層次專業人才第三季度住房補貼擬發放名單。在這份684人的補貼名單中，騰訊公司CEO馬化騰、金蝶軟體董事長徐少春，及華為、中興、騰訊等公司多名高管赫然在列。

    姑且不論這份名單中有多少人是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職工，人員分佈結構是否合理，單看馬化騰其人，似乎並沒有領取住房補貼迫切的需要———日前公佈的《2010胡潤IT富豪榜》顯示，馬化騰位列第二，總資産達293億元———對於身家幾百億的富豪發放住房補貼，似乎難以逃脫濟富劫窮，濫用財政資源的嫌疑。

    一般來説，應當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財政分配的基本目標，但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須強調公平和效率。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使得政府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強大的財政資源，但是在資源的分配上，一些地方的做法卻往往有失公允。

    政府預決算執行報告透露了納稅人的錢花到了哪，從其投入結構來看，由於對投資拉動的依賴較高，大部分資源投入了大型建設項目，直接用於增加公共服務相對較少。不可否認，任何國家的財政資源分配都是一個政治過程，支出結構的調整涉及各個利益團體。近年來，部分民生工程，比如住房保障體系建設，已經成為財政投入的重點項目，已經顯示出財政支出結構在向提高民眾福利的方向傾斜。但投入是一個問題，分配則是另一個問題，分配結構的合理與否，關係普通民眾能否真正享受到政府轉移支付帶來的福利改善。

    以住房保障體系為例，屢屢傳出諸如開寶馬住保障房、戴名錶申請廉租房，官員、私企老闆申請保障房等醜聞。在一些案例中，這種帶有明顯二次分配特徵的政府轉移支付性質的福利補貼，已經成為了向部分特定人群輸送社會財富的主要渠道。這反映出中國財政資源分配結構存在不合理問題。

    目前中國的財政資源分配問題，既有政府過分參與、承擔了本應由市場承擔部分的“越位”情況，亦有因資源分配不合理造成政府未能完全承擔本職事務的“缺位”現象。尤其是由計劃經濟時代形成、並大體上延續至今的財政補貼制度，在一些時候反而成為對收入分配的逆向調節。

    在制度較為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財政資源的使用具有較高的民主性。這些國家在長期財政資源使用的實踐中，以較高的法治化水平，形成了透明度高、責任劃分明確、績效評價科學的財政資源使用制度；完善的管理機制，特別是權力制衡機制，依法確定了各級政府及其各職能部門之間的責權利關係。正是在完善的制度和監督之下，那些市場發達國家運用財政資源時小心翼翼。

    回到本文開頭的對高層次專業人才的補貼上來，為了鼓勵創新、留住高層次人才，政府對此進行一定的扶持或獎勵原本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動用全社會各個部門的力量給予優惠措施，難免會演變為一種荒唐現象。以蘋果創始人喬布斯為例，儘管在市場中獲得巨大成功，但沒聽説美國政府獎勵其一套住房的消息，喬布斯本人僅在1985年獲得由裏根總統頒發的一枚國家級技術勳章。

    因此，尤其是當公共資源在分配時向精英方向傾斜，這種現象更值得警惕———這種政府的轉移性支付，是按照身份分配的，而不是按照真正的需要分配的，這將導致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畢竟，如果把有限的資源用於更低收入階層，才能夠更大幅度地提高其社會福利，有助於更大程度地實現全社會的“帕累托”改進。

    □ 王瑩(上海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