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鵬：走出“國強民不富”的怪圈

　　我國已進入改革深水區。讓民眾真正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就需要破除長期積累下來的體制機制弊端，需要觸動一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

　　這些天，“民富”成了熱詞。十七屆五中全會傳遞出明確信號，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未來五年的重中之重，這意味著要讓民眾能夠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國強民富。

　　目前，我國經濟總量、財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但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長速度卻不能與之匹配。1997年到2007年是經濟快速增長期，勞動者薪酬佔GDP比重卻從53%下降到40%左右。而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則從1990年的55%下降到2009年的42%左右。收入分配製度嚴重不合理，不僅導致“國強而民不富”的怪現象，也使擴大內需等一系列事關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舉措成為無源之水。

　　實現民富，涉及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無疑是大力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初次分配方面，要以工資改革為核心、提高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方面，則要加快財政支出結構調整、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和稅收制度的改革，著力改變公共資源浪費嚴重與效率不高的現狀。

　　但是，解決問題，不能單靠思路清楚。2004年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以來，國家有關部門曾先後多次舉行徵求意見討論會，可至今也未見改革方案出臺的跡象。收入分配改革，為何如此久推難進？

　　據了解，收入分配改革是以某部門&&、多部門參與的方式進行，這意味著改革方案必然會建立在各部門利益考量的基礎上。現有體制下，&&者往往需要付出極大協調成本，加上部門之間利益的博弈，方案出臺自然極其困難。例如，前一陣曾有人提出，國有壟斷行業工資過高，其所産生的超額利潤必須回報社會，應該提高稅後上繳比例。但是，相關主管部門願意這麼做嗎？

　　收入分配改革的難處，也不只是路徑選擇導致的。從深層次看，改革主要涉及體制、政策問題。例如，為解決勞資分配比例，使職工工資能合理地增長，分享行業和企業的發展成果，國外主要是通過工會談判來解決，但時下在中國，談判機制還不是很普及，效果也不是很明顯。一旦出現勞資糾紛，都要扔給政府來解決，而政府實際上既沒能力也沒精力去解決這類專業而複雜的問題。

　　“提低、擴中、調高”，自年初以來，這一“六字經”就被社會廣為關注、寄予厚望。但是，該方案顯然只局限在居民個人之間，並沒有觸及政府、企業的利益。事實上，如果不能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不能從制度上解決導致腐敗和灰色收入大量滋生的根源，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調整工資上，就難以觸及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解決不了實質性問題。

　　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從這個意義上講，30多年後的今天與改革開放之初面臨著相同的挑戰：要繼續發展，就需要破除長期積累下來的體制機制弊端，需要觸動一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瞻望“十二五”，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讓民眾普遍富起來，正當其時。（崔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