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發展的內在要素看“十二五”規劃

　　日前召開的十七屆五中全會討論決定十二五規劃，將確立未來五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藍圖。由於“十二五”時間跨度是從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５年，這是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起步五年，距黨的十六大確立的到２０２０年我國將建成全面小康社會還差五年。因此，這個時段意味著是實現階段性宏偉目標的關鍵時期和衝刺階段，意義十分重要。

　　從落後的農業大國到體系完善的工業大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從相對封閉的大一統社會到走向開放的多元化社會，五年規劃在共和國發展歷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自上世紀９０年代開始我國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經過 “八五”到“十一五”四個五年規劃共２０年，我國又初步建立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綜合國力、國家競爭力和社會開放度實現了大的跨越，基本奠定了一個走向開放文明的大國地位。

　　由於五年規劃（過去稱為計劃）具有明確的指向性，主要結合當時的經濟狀況和國內外環境制定，需要完成一個階段性目標，著眼于國家發展的經濟路徑，同時也體現社會發展的繼承性、連續性和延展性。因此，我們觀察每一個五年規劃，既要用歷史的、動態的眼光看待，也要從其發展的基本主線、選擇路徑和動力因素上去把握。

　　可以看到，四個“五年規劃”中，“八五”時期，確立了市場經濟的體制改革基礎；“九五”時期，確立了開放經濟的制度框架（我國全面加入ＷＴＯ）；新世紀的兩個五年規劃全面奠定了我國“世界工廠”的地位、順利地度過了工業化發展的中期階段。如果把國家經濟看成一個大的生産函數的話，那麼我國經濟總量擴張目前已基本按照預期目標得以實現，接下來的十年中（到２０２０年）要實現人均財富增長翻番的目標。十二五時期，這個目標只會漸進性實現，但必須進行衝刺。

　　從勞動力要素看，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提速，將有更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需徹底轉變為産業工人。一方面，需加快城鄉統籌步伐，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破除體制障礙，並通過加快提升社會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滿足後備勞動力文化教育素質補給和産業升級對現代勞動力的需求；另一方面，要通過發展現代農業和擴大城鄉服務業發展，改變農業生産組織方式，分層次吸納勞動力。能否解決好就業和貧困問題將成為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十二五規劃中的國民教育改革和積極的就業政策制定將令人關注。

　　從資本要素看，金融資本、産業資本、技術資本的結合在開放經濟環境下，未來五年將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國家宏觀經濟政策需在遏制大資本集團的壟斷和進一步開放民間資本生存空間之間不斷尋找靈活性和平衡性，著力點是要調節好中央和地方、國內和國際、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的進退關係，並通過進一步開放民間資本市場，構建可持續性的、多層次的成熟資本市場和監管體系。十二五規劃就此應當有較明確的指向。

　　從技術要素看，十二五時期是我國一批新型戰略性産業形成、成長的重要時期，但自主創新能力的形成、新技術能否大規模産業化以及技術産業能否規模化、市場化，究竟主要是依靠政府集中力量推進更有效率和可能，還是依靠市場力量的自發生成，目前看國內外還是沒有統一路徑。十二五規劃的一個突出看點應當是未來五年到十年我國産業結構調整和佈局的走向，而其背後的科技創新政策和規劃路徑將是一個重要觀察點。

　　最後是社會組織方式的變遷。在中國改革發展實踐中，通過社會變革和組織關係的調整，實際上已成為過去以至於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的改革動力。因此，十二五規劃，如何描述社會管理創新，並進一步完善社會政策體系，或許成為我們觀察審視這個規劃的一個最大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