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十二五”,政府規劃和直接調控的是自身

　　要保證“十二五”規劃得到有效的執行,必須解決規劃期與政府的任期不一致問題,特別是要處理好政府換屆與規劃思路延續、對接的問題

　　“十二五”規劃將是中國從容應對國內外發展環境重大變化的五年規劃。作為國家中長期發展藍圖,“十二五”規劃將全面而系統地展示中央領導集體的執政思路,為公眾描繪泱泱大國經濟社會在科學發展軌道上運行的願景。

　　10月15日至18日,在京舉行的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將討論、通過“十二五”規劃《建議稿》。這份沉甸甸、承載歷史重任的《建議稿》料將圍繞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這兩個重要維度鋪陳規劃,貫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統籌兼顧、保障和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等方略。

　　由上述引申,“十二五”規劃要善於預見和發現那些可能衝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因素,如發展環境、産業結構、權利分工、體制機制、輿論熱點、資源環境等問題,此所謂無事思憂,有事不懼。

　　從歷史經驗和教訓觀瞻,“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和實施必須考量中國社會結構中新的社會階層與利益群體。一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同的社會階層與利益群體自然會有其不同的階層群體意識、價值觀念、行為模式、利益訴求、利益獲取與維護模式,等等。具有不同利益的階級、階層、集團、群體,要在同一個社會中生活、生存和發展,而不同階級、階層、集團、群體的利益之間又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矛盾和衝突,這就需要不同的利益之間能夠互相尊重。尊重利益首先要承認不同利益的存在以及存在的價值,要允許不同社會主體表達其自身的利益訴求；尊重利益需要不同利益的代表之間善於進行妥協,要對利益犧牲者作出適當的、合理的補償；尊重利益還需要建立在利益受到侵害時的救濟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二五”時期,政策手段顯然不能作為“主旋律”,必須尋求政策與市場的良性互動。作為調整經濟變量的一種手段,經濟政策的特殊定位即時宜性,其制定主體類似歷年來的宏觀調控,往往在中央政府,因而,發展和改革委、財政部、央行輪番亮相就經濟政策放話,公眾也已習以為常。

　　而相對於以生産、消費為肯綮的微觀經濟,宏觀經濟更多地被認同為總量經濟,在境外的一些研究機構和高校,宏觀經濟學則被總量經濟學替代。事實上,當政策面謂之宏觀經濟的晴雨錶,其核心是宏觀經濟的總量關係發生了變化。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宏觀調控皆與總量關聯,因應政策面關注的供給與需求關係,宏觀調控已成為官方拿捏經濟走勢的特定方略。因而,清晰給出“十二五”時期政策與市場的邊界,將考量施政智慧。

　　從經濟學層面研判,政策與市場互動的肯綮是建立起制度的約束。20世紀80年代,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計劃向市場轉型所帶來的制度效率(體制釋放),以土地承包制為核心的農業改革釋放出巨大的生産力。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學家從19世紀中葉就開始了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起初提出一些零碎的觀點,大約最遲到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這與美國經濟學家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和布魯斯赫裏克合著的《經濟發展》一書中,將經濟發展理論分為三個流派:新古典主義的經濟發展理論、激進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結構主義的經濟發展理論,具異曲同工之處。

　　依前述思維主軸,泱泱大國的“十二五”,政府能夠規劃和直接調控的對象僅僅是自身。要保證規劃得到有效的執行,必須解決規劃期與政府的任期不一致問題,特別是要處理好政府換屆與規劃思路延續、對接的問題,注意新一屆政府採取的政策與前任的連貫性,從而發揮好五年規劃的實質作用,此謂實現“十二五”願景的肯綮。

　　王佳寧 作者係《改革》雜誌社執行總編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