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文：給南方科大辦張“準生證”真這麼難

　　如果不是《人民日報》刊發《南方科大，高教改革的“鯰魚”？》，我這個深圳人還不知道南方科大至今沒拿到“準生證”。因為就在國慶節前，深圳本地媒體報道過南科大的校園建設已動工，籌建工作已獲教育部同意。當時那個興高采烈勁，讓很多關心、支持南科大的人都動容。可現在看來，還是高興早了點。

　　不過，網絡標題黨有意思，將這篇報道的標題改為“南科大籌辦3年仍未獲批復探索高教改革受期待”。兩相比較，原標題更切意，網絡標題更驚聳，只是邏輯關聯太牽強，既然籌辦3年都沒得到批復，又何談高教改革受到期待？反諷意味十足。

　　但別怪網絡反諷，也別怪深圳人高興太早。一所備受矚目的大學籌辦3年還拿不到“準生證”，究竟卡在哪兒？而《人民日報》的這篇報道語焉不詳，大致是根據規定，高等學校的設置必須從大專開始，然後是學院、大學，要按部就班地發展，然後再申請博士點，十年、二十年才能成為研究型大學。也就是説，南科大的目標定位從一開始就突破了“規定”，讓教育部感到為難了。

　　可創辦南科大，把南科大辦成深圳版的香港科大，分明是得到了教育部在口頭上的大力支持。香港科大可謂大學史上的“傳奇”，這所1991年由香港斥資近20億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學，僅僅十幾年，就已經在世界大學排名榜上躋身百強，一些專業甚至處於世界一流。這所學校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一是辦學理念國際化，半數以上師資來自海外；二是採取了“教授治校”的辦學方式。

　　朱清時校長之所以選擇在深圳開始人生第二春，除看重深圳的雄厚財力外，更看重了這座城市敢闖敢試的氣質，看重了中央對深圳一以貫之的政策支持。可如今，一所以“去行政化”為醒目標簽的大學頻遭“行政化”煩惱，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出乎公眾意料的是，你可以設想到各種阻力，但想不到阻力會來得這麼快；而意料之中的在於，“去行政化”要得到行政認可，本身就是一個悖論。

　　今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鼓勵高校改革，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可“自主”到什麼程度，卻是需要分寸拿捏的。現在南科大遭遇的尷尬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和深圳的關係要“磨合”，甚至要“妥協”，要“習慣”校長用一台電腦也要向深圳市政府報批的慣性；二是要向主管部門公關，想及早拿掉那個“籌”字，必須臣服，必須低調，必須按照行政化邏輯。

　　用行政化的邏輯“去行政化”，擺明了給朱清時校長出難題。面對這道難題，朱校長有苦説不出，因為畢竟上了船，畢竟還頂著“全球招聘校長”的頭銜和光環，中途撂挑子既不符合他的風格也不好向外界交代，只能“皇帝不急太監急”了。有意味的一個細節是，南科大最近一次公開招聘，考題是朱校長親自命題，第一題是“你認為我國的大學為何難以培養出一流人才”，還有兩題涉及“去行政化”。這考題哪是考人才，分明是考社會，考行政主管部門，同時，也通過考題向外界傳達出“去行政化”的迫切訴求。

　　南科大辦張“準生證”真這麼難嗎？用臺電腦、維修一下校舍，真有必要三番五次地打報告申請嗎？《人民日報》的報道説，南科大的籌建試驗是塊“試金石”，是教育改革者與守舊者攻防的標誌之一，這話説得到位，把球踢給了行政力量：深圳的政府部門有沒有讓南科大“自主”的雅量，教育部有沒有給南科大“準生證”的意願，公眾在看呢。（李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