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為國企叫屈，不如儘早為國企定位

    理論上，國有企業的性質究竟應該是什麼（它為什麼要存在）？現實中，國有企業又扮演了何種角色（它都做了些什麼）？國有企業與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經濟究竟是否相容？

    作者：陳季冰

    三月中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引人注目地宣佈，國家將進一步拓寬民間資本投資領域，鼓勵民企參與到國企改制重組中來。新華社援引溫家寶總理的話説，將深化傳統壟斷行業和領域改革開放，規範投資準入門檻設置，明確界定政府投資範圍，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和結構，以進一步解決民間投資準入難的問題。

    會議説，要通過推進體制改革、健全收費補償機制、實行政府補貼和政府採購、給予信貸支持和用地保障等多種方式，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交通電信能源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國防科技工業、保障性住房建設等領域。同時支持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科技計劃項目和技術攻關，幫助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建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技術開發中心，提高企業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鼓勵民營企業加大新産品開發力度，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積極參與國際競爭。此外，還將建立健全民間投資服務體系，清理和修改不利於民間投資發展的法規政策規定，清理整合涉及民間投資管理的行政審批事項，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産品和服務進入政府採購目錄。

    這既表達了國家對激活民間投資以充實旨在推動經濟復蘇的刺激計劃、進而拉動內需、調整經濟結構的強烈願望，亦可被視為中央政府對一段時間以來在學術界和輿論界沸沸颺颺的“國進民退”之爭的一次正面回應。

    在距離2005年2月24日《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著名的“非公經濟36條”）的正式公佈已足足5年以後，再度強調對民營經濟的支持，一方面足以體現政府支持非公經濟發展的誠意和決心，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讓人們得出下述令人遺憾的結論：“非公經濟36條”頒布後的5年裏，其落實的結果是不理想的。這也就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市場派”學者和評論家們關於“國進民退”的批評並不是沒有一點根據的，這至少説明這些年來民營經濟發展得並不如預期中的好。

    “中糧入股蒙牛”、“山西煤礦重組”、“民營東星航空破産與三大國有航空公司獲得鉅額財政注資之對比”、甚至“4萬億絕大部分投向國企項目”……直至最近的 “央企地王”，都構成了一年多來社會輿論批評“國進民退”的有力注腳。當然，當事的央企、國資委、地方政府等負責人也都零零星星地在各種場合表達過各自的不同看法。我注意到，其中有兩次比較具有典型性的對“國進民退論”的反駁都是所謂“用數字説話”：

    2009年11月22日，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參加“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時，面對眾多大學經濟院係或研究機構的負責人表示，目前中國的統計數據不支持總體上存在“國進民退”的現象。一個月後，馬建堂在國新辦召開的記者發佈會上，再次重申了這一觀點。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2005年至2008年，全國非國有企業佔所有企業數量比重、産值比重、資産比重、利潤總額比重都有了顯著上升。

    在2010年3月2日舉行的全國政協年度例會新聞發佈會上，大會發言人趙啟正向新聞媒體指出，數據顯示，“國進民退”並非中國經濟發展狀態。在全國政協公佈的數字中，2009年私營企業的工業增加值、總資産、從業人數、主營業務收入、總利潤等各方面的同比增長幅度均遠遠高於國有企業，有些指標甚至數倍于後者。

    然而，仔細分析的話會發現，無論是馬建堂還是趙啟正的數據，説明的都只是這樣一個事實：近年來私營企業的發展好于國有企業。但輿論所説的“國進民退”更多地指的是一種社會環境和政策導向，即國家通過行政、資源、價格、金融、財政等許多方面的行政手段，將大部分社會資源配置給了國有企業，並加大了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力度，導致了許多行政性的壟斷壁壘。換言之，“國進民退”是某種動態的行為，而非靜態的結果。就這個意義上説，私營企業比國有企業發展得更好這個事實絲毫都不能證明不存在“國進民退”。它充其量只能説明“國進民退”政策導向的效果並不明顯，因而也就進一步彰顯了中國民營企業生命力之茂盛及國有企業的無能。打個比方，我們批評一個父親溺愛大兒子、虐待小兒子，這位父親用小兒子學習成績比大兒子好、身體比大兒子壯的事實來反駁，顯然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

    不過，從馬建堂和趙啟正的反駁態度來看，他們顯然都把“國進民退”當成了一種批評、一件壞事，而不是一項值得表揚的政績。否則，他們完全可以公開地表態認為這是國有經濟控制力增強的表現，這在政治上也沒什麼不正確。由此可以間接判斷：至少在中央政府層面，主觀上從來就不希望出現“國進民退”的局面，當然也就不會作出有意識的政策安排。

    這麼説來的話，假如市場上確實有所謂“國進民退”的話，我們又似乎應當向國有企業致敬，因為這表明了它們競爭力的迅速和大幅提升。實際上，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就持有這種觀點。他在不久前頗為委屈地對媒體説：“我想不明白，為什麼國企搞不好的時候你們罵，現在我們國企搞好了你們還是罵呢？”數據顯示，中央企業國有資産從2003年的約2萬億元，增加到了目前的5.5萬億元，翻了一倍多。即使是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的2009年，國企也出現了集體性崛起和爆髮式增長……

    當然，國資委這個部門的職能很可能使得李主任未能客觀地審視一下，國有企業的這些驕人業績究竟是憑藉什麼而實現的？它們又將對整個經濟運行和市場秩序産生什麼樣的後果？

    同樣是在3月中旬，在“央企地王”一發不可收的情況下，國資委下令，要求除了主業為房地産的16家央企，餘下還有78家非房地産主業的央企有序退出房地産市場。然而，如果央企真的像許多政策宣傳裏説的那樣，是與民企、外企等沒什麼不同的市場競爭主體的話，它們為什麼不能涉足房地産市場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天然地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國家法律對此也予以充分保護。如果央企判斷房地産市場是當前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最佳目標領域（事實上它們正是這麼判斷的）的話，國資委又有什麼理由責令它們退出？須知國有資産保值增值是包括央企在內的所有國有企業的第一要務，也是作為政府主管部門的國資委的首要職責。現在，國資委讓央企撤出一個利潤最為豐厚的市場，豈不是與自己的職責相違背的嗎？至於所謂主業與非主業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應該是行政命令指定的，而應該是央企這個市場主體的面對市場的自我選擇，否則就不存在所謂自由競爭。況且每一個央企的龐大身軀下，都有大量産權多元化的子公司、孫公司，其中包括許多上市公司，國資委的命令很可能與股東利益相衝突。

    於是又有人説，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不是普通企業，它們承擔著重要的社會責任，它們不應該 “與民爭利”，更不應該在市場有可能陷入非理性的時候火上澆油。注意，這裡的“與民爭利”已經不再僅僅指政府與老百姓“爭利”，而是同時包含了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假如我們認同這類“國企特殊論”的話，那麼央企確實不應該參與已經讓老百姓怨聲載道的樓市，當然也就更不應該為過街老鼠似的“地王”抬轎子。然而，一旦這種邏輯成立，則實際上國有企業就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換句話説，它們必須要退出的就不僅僅是樓市，而是所有的競爭性市場；它們應當介入的，是將盈利視為天經地義的“普通企業”沒有動力參與的社會公共品領域；它們實際上就成了所謂“服務型政府”在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時的執行機構，就像西方國家裏的少數國有企業——如英國的BBC——那樣。但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國有企業扮演的絕不是這種角色。

    敏感的人應當已經能夠看到，所有這一團相互矛盾的混亂邏輯最終都把我們帶到下列這一組相互關聯的問題上：理論上，國有企業的性質究竟應該是什麼（它為什麼要存在）？現實中，國有企業又扮演了何種角色（它都做了些什麼）？國有企業與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經濟究竟是否相容？

    經過了改革開放 30多年的摸索實踐，越來越多人認識到，國企的根本問題或許並不在於“大鍋飯”和“低效率”這些它們時常表現出來的表面病徵。事實上，即便在西方國家，私有産權的企業只要規模達到一定程度，特別是那些股票上市的公眾公司，其所有者與經營者就必然是分離的。按照這種邏輯，只要國有企業內部建立起有效的經理人激勵機制，外部又有運轉良好的經理人市場（這些構成了所謂“現代企業制度”），它在理論上完全可能與産權清晰的私人公司同樣有效率。

    事實上，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在於它與政府行政權力的關係。過去的許多經驗告訴我們，國有企業經常利用與政府的特殊關係，通過後者出臺的傾向性、保護性和行政壟斷性政策取得競爭的優勢，從而擠壓民間的經濟活動空間。換句話説，國有企業往往是通過不公平的方式（裁判明顯偏袒甚至吹黑哨）贏得所謂的“市場競爭”的。而正是因為國有企業的大量存在，才使得政府無法成為一個公正的裁判。於是就出現了本文一開始指出的悖論：即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主觀上並沒有“國進民退”的意圖，甚至還非常希望鼓勵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但客觀上它實際上每天都在有意無意地做著促使“國進民退”的事情。更為嚴重的是，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的不公平競爭一定會阻礙真正的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甚而為國家邁向法治社會的轉型製造重重障礙。

    因此，眼下已經到了必須要從根本回答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屬性與定位問題的時候。否則，不僅國有企業本身難以避免李榮融主任為之委屈的那種左右為難、進退失據的窘境，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也終究難以繼續推進下去。我相信，這就是這場關於“國進民退”的聲勢浩大的討論所揭示出來的深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