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以鐵的財政紀律為“民富”護航

    作者：瞿玉傑

      中國共産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10月15日起在京召開，討論未來五年的政策藍圖。為期四天的會議將研究關於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表示，“十二五”規劃與此前的規劃有著本質的差別，過去的規劃追求“國強”，“十二五”規劃則追求“民富”。

      長期以來，“國富優先”一直是我國秉承的發展理念。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消費品嚴重短缺、多數社會成員處於貧困的特定歷史時期，“國富優先”為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沒。但是，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民富”不僅有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成為解決我國因居民購買力低而導致的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不足問題的重要途徑。在此背景下，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民富”的目標，不僅是順應民心之舉，更是執政理念的巨大進步。

      一定時期內，國家新增財富的總量是一定的，“國富”與“民富”註定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即：“民富”的過程，實際上是政府、公共企業“讓利”的過程。可以預見的是，由於“民富”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短期利益，因此儘管“民富”是由中央自上而下地強力推進，仍然難免會遭到“傳統利益”勢力的百般阻撓。對此，公眾應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中央政府亦應“未雨綢繆”、將實現“民富”目標的困難和阻力估計得儘量充分一些。

      應當看到，即便是在“國富優先”的時期，我國為改善民生、防止貧富兩極分化也採取了諸多措施、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是毋庸諱言，由於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且地區差異較大等客觀因素的制約、或者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國家的很多好政策、好舉措並沒有收到預期的好效果。比如，針對貧富分化的問題，國家為鼓勵創業曾規定銀行貸款向中小企業、弱勢群體傾斜，但實際上卻是銀行放貸“嫌貧愛富”的觀念與日俱增；又如，國家三令五申禁止壟斷國企發放高工資、高福利，但很多地方依然是我行我素；再如，旨在“削高補低”的個人收入調節稅，沒想到工薪階層卻成了繳稅主力。有鑒如此，筆者以為要實現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描繪的“民富”藍圖，需要鐵的紀律、尤其是鐵的財政紀律“保駕護航”。

      所謂鐵的財政紀律，有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國家相應的法律法規、方針政策必須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比如德國就規定絕不允許出現通脹苗頭，只要CPI超過規定的警戒線，肯定要加息，所以加息在德國不是什麼國家秘密，只要CPI統計數據一齣來，公眾自己都能判斷出加息與否。另一層含義是國家的有關政策和措施一定要“硬”，而不能失之於“寬”。比方我國規定國企上繳紅利的比重為凈利潤的5%到10%之所以飽受詬病，原因即在於此。

      綜上所述，要想順利實現“民富”的目標，筆者以為必須在增加居民收入、降低居民生存成本、提高公共福利等方面做出具體、可行、可監督的量化規定，並輔以嚴厲的問責機制保證這些規定得到貫徹落實。“組織紀律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證”，這句革命戰爭年代凝練出的至理名言在經濟建設的和平年代，仍然具有重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