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偉江：強拆帶來什麼樣的“新中國”？

三問：雙輸局面是民眾的責任？

當官員説發展的政績時，往往不忘頌揚偉大的黨，政府，領袖，但出事了，責任就在民眾。宜黃來信中談到宜黃的政績時，也把歷任領導放在百姓前面，在談及維權途徑時，來信説：

“我們精心為公民打造設計的現代救濟方式——法律武器，老百姓棄之如敝履，仍然習慣選擇上訪尤其是越級上訪，而且的確只有這樣才有效果，這和幾千年前的攔轎告狀有什麼區別？由此，筆者想到一句很經典的話：“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誰都知道，就是因為司法不公，地方官員一手遮天，才會有信訪制度。試問，拆遷制度的設計合理嗎？即使走司法途徑，拆遷價格是政府定的，起訴到法院不影響拆除，司法聽命于政府，是百姓把法律棄之如敝履，還是政府拿一個充氣娃娃來糊弄百姓，百姓識穿把戲，從而走向終極權力中心，上級領導。我國公開強調不是一個分權制衡的制度，一切都在黨的領導，地方黨委書記就代表黨，你除了向上級黨委攔轎，又能如何？民眾既無法律制定的權力，又沒有把官員選下去的權力，更沒有和上級政府官員合法溝通的渠道，除了攔轎，還能如何？

拿這種理由去責怪什麼樣的人民，豈不是對人民的侮辱！

然而，官員總歸有理由把中國不民主，不自由，歸結到百姓素質上去。不能搞鄉級以上選舉，是因為民眾素質不高。民眾愛上訪，也歸結於民眾素質。有一種理論，認為，中國官員素質不高，是因為官員乃至民眾，民眾的素質，決定了官員的素質。似乎很有道理。其實，是遊戲規則不一樣，民眾無法把民眾中的優秀分子選為官員，而現在的上面選官制度，是列幣驅逐良幣。同樣的中國人，香港、台灣為什麼就能多法治、民主，不是文化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哪些把持了制度改革大權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找出種種藉口，民眾素質無疑是最好的藉口，這也就是為什麼歪用魯迅文章的妙用，中國人素質差，不適合民主。南北朝鮮是同種同族，東西德也是，為什麼不同的制度下，不同的社會？不是民主素質問題，而是官員素質問題。中國的官員選任，制約制度不改變，拿人民素質為藉口的文化，將不會改變。

我國的官場受集體主義教育多年，忽視個人利益，現在又在做民族復興的大夢，已經忘了民眾追求的，只是，一套房，穩定的工作，老婆孩子們熱炕頭。這樣的任勞任怨的民眾，也懂得為真正的公共利益犧牲自己的個體利益，犧牲也要利益平衡，其次，民眾清醒地看到，為了虛幻的復興夢，以及復興夢後面的官商勾結，官場升遷，他們再不願這樣傻乎乎地被騙，這種個體覺醒之後，遲早是制衡超級公司的眼中釘，誰是誰非，歷史總歸是站在民眾一邊。

結尾：出路何在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只有一條秘訣，就是給民眾經濟權利，有私有財産，有市場空間。中國接下來的發展路徑，也只有一條，賦予民眾政治權利。別無其他中國模式。傳統儒家的新中國，孔子説，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其著眼點在人的幸福指數。蘇聯式的新中國，就是政府帶領民眾走向烏托邦。筆者眼中的”新中國”，是希望一個有秩序，權力有法治制約，民眾私權受尊重，既有政治權利，又有經濟權利的中國，不在乎是否金碧輝煌，不在乎GDP總量，同時，走向這個“新中國”的過程，要從尊重私有權利開始，不要跨越式、大躍進，有多少條件做多少事情；要有程序正義，制定良法，嚴格依法。鐘擺多年擺向在強勢政府一邊，似乎現在，鐘擺應該擺回私權這邊了。

中國要展開有序的改革，必須先改革官場的思維。然而，當下的官場似乎不可能再展開，如以前真理標準大討論那樣的頭腦風暴。很多官員自以為是，有獨繪藍圖的自大，有公共設施的光鮮，加上世界第二的總量帶來的陶醉，可以説，現在的官場已經失去了自我革新的動力和魄力。要出路，只有一條，痛苦的現實，告訴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官場，你們的時間到了，該到站下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