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黃來信：權力事大，強拆有理

    江西省宜黃縣強拆自焚事件了猶未了。近日，宜黃縣政府一位官員投書財新網稱：“從某種程度上説，沒有強拆就沒有中國的城市化，沒有城市化就沒有一個個‘嶄新的中國’，是不是因此可以説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10月13日《山東商報》)

    宜黃拆遷自焚事件發生後不久，有關部門免去宜黃縣委書記和縣長職務。這個決定得到了輿論認可與民意好評，但就在公眾仍質疑決定中語焉不詳之處時，宜黃的地方官員坦蕩蕩挂出這一紙自白書，沒有對死者的歉意與對權益的敬畏，字裏行間洶湧澎湃的“強拆”官意，結合其事件背景、時間節點，也許比強拆自焚事件本身更意味深遠、更令人不寒而慄。

    權力事大，強拆有理。這就是“宜黃來信”中呼之欲出的價值圖譜，某些“城市化”的真面目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只要是群體的發展，就可以犧牲一切個體的利益。至於“強拆”與“新中國”之間的欲加之罪，只不過是“路人甲”般無關緊要的一個符號，捍衛“強拆”話語權才是真理。

    所謂言論自由，當然也包括官員的言論自由、胡説八道的言論自由。某種意義上説，投書網站為“強拆”申辯的官員還是坦率而可愛的，起碼他讓公眾真切觸摸到了基層官員在拆遷事件中的官意。其實，有些道理，即便官員不説，民眾也可意會———譬如有關研究機構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土地市場相當火爆，30座納入統計的城市賣地收入同比增長近七成；而按計劃，今年全國要建設保障房580萬套，但是5個月過去了，全國保障房的開工率卻只有七成。在土地問題上，這兩個“七成”足以為我們理解“強拆”提供了鮮潤的注腳。

    有人説，這是一個難得的體制內思維樣本，它的價值更在於為公眾坐實了某些地方政府在拆遷問題上的立場與情懷。筆者以為，它的價值其實遠不止於此，它起碼説明三個問題：首先，地方部門已經意識到經濟發展或GDP對私權的擠壓，認為制度當削足適履；其次，法治的關鍵不是有法可依的問題，還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更可怕的是執法者對法治失去信仰；最後是行政權力邊界的問題，當行政與司法混雜不清，一把手權力不能被有效制衡，鬧劇才能演繹為悲劇。

    對於強拆，官員有想法不奇怪，曬出奇文來共同欣賞也不是壞事，怕就怕這樣的奇文總能輕而易舉就兌現為行政作為，怕就怕這樣的官意聽不得民意的反彈，怕就怕相關制度對這樣的官意喪失了校準的能力。《物權法》的出臺，必然催生著拆遷條例的修改，不管法治進程如何遲滯，官員當悉心於重塑權力公信，多一些換位思考的習慣，不能總在人命關天的公共事件上冷面無情，更不能將“據理詭辯”當做權力的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