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黃官員撰文談拆遷自焚：沒強拆就沒新中國

事件的深層原因

如果中國地方政府能像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那樣，只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即所謂的消極政府，不去積極干預經濟和經濟生活，就可以當太平官了，就不必去搞強拆了。但在中國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作為後髮型現代化國家，要實現民族復興、要趕上西方發達國家，這就決定了積極政府是當代中國現實和必然的選擇，儘管它非理想模式。事實上我們一以貫之地貫徹積極政府的理念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功。不過，積極政府理念也象一把雙刃劍，如過了頭，可能降低了市場的功能，擠壓了社會的空間，對私權保護泛力等。

有人常拿中印兩國發展做比較，印度落後於中國有多種原因，但不能像中國這樣最大限度地調控經濟和社會資源(包括像徵地這種事)是重要原因之一。在類似印度這樣的國家，要搞公共建設通常很不容易，如要修一條路往往好幾年都解決不了徵地問題。如此，表面上看似乎是好事，因為它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個人的權益，但事實上卻是損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最終個人的長運利益也受到損害。當然，僅憑此不能分出兩國制度孰優孰劣。

過高和過低估計農民的覺悟都是不對的，都會犯主觀主義的錯誤。農民的任何要求都支持，貌似佔據道德制高點，實則無助於現實問題的解決，最終還會損害他們的根本利益。毛澤東他老人家不是也曾説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嗎。

依法行政是必須的，但一切機械照搬法律，同樣會犯本本主義的錯誤。法律並非一用就靈，其中的問題很多，如所謂的“公共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律化”的問題；如精英治國模式下的立法者脫離實際、脫離民眾的問題等等。過去，我們在討論三農問題時，常有這樣的感嘆：幸虧中國的法律沒有完全執行，否則農村就要被搞死了！這種觀點雖然偏頗，但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

“以德治國”， 可謂切中要害，也寫進了黨章，可是落實起來很難。其原因在於我國包括為官之道在內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丟失，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斷代已有80年之久，由此造成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下降，官沒有官德、民沒有民德。官民缺乏理解、信任，再什麼法律政策也沒用。優秀民族傳統文化的恢復需要解決意識形態方面的某些問題，儘管“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寫進了黨章。

從根本上，我國依然是人治的國家、依然是官本位的政府。君不見，政府負責行政復議的法制辦和負責行政訴訟的法庭門可羅雀，而信訪局卻人滿為患。我們精心為公民打造設計的現代救濟方式——法律武器，老百姓棄之如敝履，仍然習慣選擇上訪尤其是越級上訪，而且的確只有這樣才有效果，這和幾千年前的攔轎告狀有什麼區別？由此，筆者想到一句很經典的話：“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宜黃強拆燒傷事件終將過去，只要地方要發展、只要城市化沒有停止，強拆工作就依然要進行下去。希望各地從這一件事中吸取教訓，避免類似事件的再度發生，也希望今後的政府強拆工作更加規範、更加注重被拆遷人的權利，藉此推進我國城市化運動的健康發展。宜黃是宜黃人民的宜黃，希望宜黃各界人士、廣大人民群眾同舟共濟，全力支持政府的各項工作，我們有理由相信有各級黨政組織的正確領導和關懷，宜黃的明天會更好！(新世紀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