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公益組織：精神病收治混亂 亟待完善立法

　　10月10日是第十六個世界精神衛生日，“精神病與社會觀察”與深圳衡平機構等兩個民間公益組織，在北京發佈了四萬餘字的《中國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報告》。該報告通過對大約100多個真實案件、30余種法律規範以及300多篇新聞報道的分析，揭示了當前我國精神病醫學中該收治的不收治、不該收治的卻被收治的混亂局面以及資源配置錯位對公眾的威脅，指出我國現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八大缺陷，揭示了隱藏其後的三個理論謬誤，它使得每一個人都面臨“被收治”的風險。

　　據該報告的&&執筆人、深圳律師黃雪濤介紹，該報告經歷了三年的研究及撰寫過程。這是我國首部從法律視角對精神病收治制度進行分析的民間報告。

　　現狀：資源配置錯位

　　通過對眾多新聞報道和大量個案的分析，報告發現我國目前的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亂。一方面，應當被收治的患者由於無力支付醫療費，得不到治療，或被家人長期禁錮，或流落街頭，他們被喻為散落在社會中的“不定時炸彈”，威脅公共安全，常常釀成慘案。另一方面，大量無病或無需強制收治的人，被與之有利益衝突的人送往精神病院，承受喪失人身自由、被迫接受本不該接受治療的痛苦。

　　報告指出，這種資源配置錯位，令資源短缺的情況更加惡化。珍貴的醫療資源配置不當，不僅造成浪費，還會給當事人帶來巨大的痛苦和傷害，激化社會衝突，帶來社會不和諧。公眾還面臨被精神病院隨時收治的威脅。

　　原因：收治制度八大缺陷

　　報告指出了當前我國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

　　第一、強制收治沒有門檻。包括輕微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在內的所有人都可以被收治。這與國際社會通行的“有傷害自己或他人的行為或危險”標準不符。

　　第二、強制收治沒有程序規範。醫院可以在從未見過當事人、從未作出診斷的情況下，派人將當事人用“綁架”的方式收治。

　　第三、否認個人拒絕住院的權利。醫院以精神病人缺乏“自知力”為由，否認個人拒絕住院的權利。不承認有精神病，成了一個人有精神病的表現。

　　第四、不經法定程序推定監護人。正常的成年人在法律上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未經利害關係人申請和法院宣告為無(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成年人不需要監護人。但實踐中，醫院往往自動推定送治人即監護人。

　　第五、出院遵循“誰送來、誰接走”的規則。醫院堅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當事人出院，即便醫院明知送治人是出於利益衝突將當事人送來，也堅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人出院。換言之，醫院只對支付醫療費的人負責。

　　第六、住院期間沒有糾錯機制，投訴、申訴、起訴皆無門。一旦被收治，無論當事人怎樣抗議，都沒有第三方機構來處理異議。

　　第七、司法救濟失靈。出院後，試圖通過訴訟來維護個人權利的當事人面臨著重重困境，要麼被否認訴訟行為能力，把訴權徹底剝奪；要麼誤入“醫療糾紛”陷阱，在有沒有病這個問題上進行拉鋸戰，忽視了收治程序上的不規範。

　　第八、精神損害賠償數額非常低。經過多年艱難抗爭，最終勝訴的當事人往往只得到兩三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

　　理論：三個“指鹿為馬”

　　報告指出，導致八個制度性缺陷的深層原因，在於我國精神病醫學理論存在三處“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謬誤。

　　首先，我國精神病醫學否認強制收治的法律屬性，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收治”看作“純粹的醫療行為”，認為強制收治與人身自由無關，拒絕司法介入。

　　其次，我國精神病醫學把部分強制收治當做自願治療，如果當事人拒絕住院，就把送治人的意願看作是當事人本人的意願，理論上把違背當事人意願的“非自願治療”説成是“自願治療”。

　　最後，我國精神病醫學用醫學標準代替法律標準，將醫學上的“自知力”作為判斷當事人行為能力的標準，醫生僭越法官的權力，給予當事人的近親屬或者送治人以“監護人”的地位。通過此三處偷換概念，使任何人被精神病院強制收治成為可能。

　　立法：立法資源被壟斷

　　我國的精神衛生立法始於1985年，至2010年已歷時25年。報告指出，雖然其間數易其稿，但《精神衛生法》依然未能出臺。在《精神衛生法》難産的同時，地方的精神衛生立法則不斷出現，目前中國已有六部地方的《精神衛生條例》。這些立法都是由衛生部們&&起草，專家組成員大部分為醫生，未能將人口、社會學、法學等多學科學者吸納進來，從而使精神病學專家壟斷了立法資源。醫生及醫療機構的責任被縮小、而權力則被放大，與此不無關係。

　　從住院權上看，雖然2009年《精神衛生法(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第二十六條表面上規定了自願住院原則，但又規定醫生認為需要住院時，“由患者或者其監護人辦理住院手續”。因此這種“自願”實質上是“非自願”，是以監護人意願代替患者意願，使患者徹底喪失自決權。同時，內部倫理委員會的審查制度也僅僅是“自己做自己的法官”，無法真正地達到糾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