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加快“國民待遇同等化”進程

李昌平

　　農民工、剛畢業大學生等人群融入城市越來越困難，這一趨勢很危險。它極有可能影響後面的改革：一方面，政府要花大力氣建設低收入人群安居工程，在公交能夠到達的地方，建設超小戶型(20平方米左右)的新工人、新市民社區，每平方米價格在2000元以下，讓農民工、大學生等在城市居住下來，然後才能市民化，才有向上躍升的可能。現在二代農民工不再像父輩那樣，將大部分錢寄回家鄉，而是大部分用來自己消費。他們已是這個城市主要的生産者、消費者，城市沒理由不接納他們，不讓他們安居。

　　另一方面，要堅決扭轉“一國兩民”、“一國多民”化趨勢，加快“國民待遇同等化”進程，必須下大力氣破除行業之間的壟斷與地區之間的阻隔，讓不同階層之間的人、財、物能夠自由流通，讓人民有自由遷徙的自由。比如，農民工在深圳打工，企業為他交了社保，但當他們離開深圳時卻不能把社保關係轉回原籍，所以他只能提取自己繳納的那部分，而將企業交的那部分留在深圳。這種事情完全應該由中央來統籌，問題雖然很小，但已經影響到了無數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危害極大。

　　上世紀80年代倡導的幹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方針實際上已經將農民、工人排除在政治權利體系之外，他們很少能直接參與到國家治理過程中，也在當今的權力結構中缺少話語空間。這就造成了當今農民利益、工人利益屢屢被剝奪，他們又缺乏有效維護手段。在法律制定方面，許多與農民有關的法律法規的制定，本身並沒有農民參與，在法律體系中也找不到他們的影子。

　　現在改革已步入深水區，要重新思考改革的方向和動力問題。政治上的幹部“四化”標準、經濟上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輿論上的改革“代價論”等等都必須徹底反思和糾正了。只有作為個體的人站立起來了，掌握了維護自己利益的手段，才能逐步解決這類積弊。

　　(採訪／陳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