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底層向上流動須有公正清廉開放的社會機制

　　身份背景對後天發展的影響加大，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面臨困難。專家稱，普通人家子弟，因為父母沒有金錢和權力，難以進入社會上升通道；有著強大社會資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可輕鬆獲得體面工作及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人民日報》9月16日）

　　舉凡階層向上流動，大致需要同時滿足兩大條件——有持續的經濟增長提供個人發展機會，有公正清廉和開放的社會機制保障個人可以通過自身努力實現向上流動。例子不勝枚舉，美國在建國初期和經濟擴展時期，社會流動就充滿著良性循環，那時的美國，將“阿爾傑童話”效應演繹得淋漓盡致——通過個人奮鬥由赤貧變成巨富，很多貧窮移民就是這樣成功致富的。正因如此，那時的美國迅速在經濟、政治上領先了歐洲。

　　再如我國香港地區，如社會學家呂大樂所言，大量中産階層之所以能在1970年代的香港産生，實現階層向上流動，不外以下原因——經濟進入飛速發展期；社會因成立廉政公署日益走向公正、開放和廉潔；政府開始推行公屋、義務教育、新市鎮等系列民生政策。也就是説，那時的香港，各階層特別是底層民眾依靠勤奮努力和聰明才智去改變命運成為一種可能，門第裙帶等不再是底層向上流動不可逾越的鴻溝。

　　以此標準審視內地的階層流動就可發現，階層向上流動的兩大條件均遭遇“腸梗塞”的尷尬。如社會學家孫立平所言，1980年代時，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帶來自然而然的社會改善和顯而易見的社會進步，大家幾乎都能從經濟增長中“分一杯羹”。但到了1990年代，經濟增長不再具有普惠性，以至於形成了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每次改革，都是固定的既得利益階層受惠。也就是説，經濟增長為底層提供的個人發展機會越來越少。而且，這種機制也造成了機會壟斷和利益通吃，縱然個人再勤奮努力，階層晉陞之路也橫遭阻斷。

　　本來，公正清廉和開放的社會機制是階層向上流動的保障，但在我們這裡呢？“暗箱社會”之下，“潛規則”甚囂塵上——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招錄，官員子弟往往通過“內部招錄”等途徑“近水樓臺先得月”；高考，權勢階層不是變著花樣“加分”，就是直接搞“冒名頂替”，“獨木橋”本就難過，何況還有人使絆？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我覺得非常遺憾，近幾年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以及農民工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總體上看，渠道有變窄的趨勢。”讀書求學本是“陽光大道”，卻幾乎成為“畏途”。單單社會上流行的“拼爹遊戲”一詞，就將身份背景的重要和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時權錢通吃的現狀暴露無遺。

　　幾乎可以肯定，我國未來依然會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能否惠及底層民眾，能否為底層人群提供依靠勤奮努力實現階層晉陞的機會，就全賴於能否建立一個公正清廉和開放的社會機制。那句“我奮鬥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曾經道出了令人心酸的階層差異局面，而未來的可能或許是，即便“我奮鬥了18年”，也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釋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