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洪詳：“120”公益回歸重於細節修剪

    15日上午,廣州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召開《廣州市社會急救醫療管理條例》立法聽證會。就“‘120’救護車急救的傷病員及其近親屬是否可以選擇救治醫院”、“法規是否應當對‘120’救護車出車和到達急救現場的時限作出具體規定”舉行聽證。

　　同城媒體不約而同用“激辯”點睛此次聽證，足見議題空間之大，公眾關切之熾。有趣的是，對傷病員的選擇權的PK中，正方為法學教授與普通市民，反方多為醫療系統中人。透過雙方的身份信息，不難咀咂出些許味道來。

　　切題之前，先假設一個模型：一個危急病人打了“120”電話，急救車正疾馳而來。病人有兩家資質相近的醫院可以去，A醫院距離10公里，B醫院40公里。于情于理，他應該到A醫院就診，但結果他可能要多花30分鐘被送到B醫院去，如果B醫院是“120”救護指揮中心的“關係戶”而A醫院不是的話。

　　人命關天，時間就是生命。“120”如能恪守救死扶傷天職，尊重患者的生命權，它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把病人就近送到A醫院而非B醫院。當患者成為可以變現的“資源”，天職與醫德被利益裹挾，患者的權利不免飄若遊塵。假設模型告訴我們，“120”急救中心一旦落入私利窠臼，罔顧患者利益，與醫院暗度陳倉、私相授受就無可規免。理念一走偏，百病便叢生。

　　“120”的理念匡扶遠比細節修剪更為重要，想通“120”為誰而立的元問題，其他都是技術細節，源清必流潔。“120”急救中心作為政府提供的非營利性公益事業，公眾利益無可爭議地成為其安身立命之所，舍此別無他求。只要病人的生命權至高無上、病人利益為第一利益、病人的需要是迫切的需要等觀念得以固化，切斷“120”與醫院間的利益糾葛，實現院前急救獨立也非難事。當然，在財政投入、體制供給、人員配備、技術支撐之外談理念重建是奢侈的、無益的，畢竟“120”問題一果多因，或多或少與上述幾大因素有關。別的不説，“不給馬兒草，又要馬兒跑”就是不現實的。

　　在此之上，審視病人選擇權，便入豁然開朗之境。沒有誰比病人更關心自己的利益，病人或家屬的選擇權應該得到尊重，醫患關係屬於民事法律關係，理當遵循自治的原則，這是無可置疑的，“120”越俎代庖、擅作主張是不合適的、有風險的——容易製造醫療糾紛，並置自己于訴訟的不利地位。“120”的作為在於，為病人提供必要的急救服務、全面的醫療信息、專業的判斷與建議，以供病人或家屬選擇醫院時參考。國內一些城市便把“病人自願”放在“就急、就近、就能力”的“120”急救原則之上，如山東濰坊。

　　時間問題亦然。和消防車一樣，規定“120”出車時間是應該的，而規定到達時間是機械的，沒有多少現實意義，尤其在大城市。只要“120”能夠證明（如裝攝像設備出車錄像），遲到是事出有因（如塞車），便不必擔責。提高急救速度，車速之外，醫療點完善、劃片分區、科學調度等領域都大有潛力可挖。

　　技術細節的聽證有必要，而更迫切的是“120”急救中心的功能完善與理念重建，因為後者是必要前提與恒久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