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現象的根源與解決之道

    沈小平

    “官本位”是一種以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意識，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唯上是從就是這種思想意識的外在表現，推諉扯皮、敷衍塞責、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就是這種思想意識支配下的具體行為。“官本位”意識與我們黨執政為民的“民本位”思想背道而馳,是制約科學發展的根本性因素。一個地區領導幹部“官本位”意識越濃，科學發展阻力就越大，政治風氣就越差。近年來，我國的思想解放活動取得了極大成效，但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官本位”意識根深蒂固，沒有得到根本性觸動。推進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必須徹底打破“官本位”意識，牢固樹立“民本位”意識。

    “官本位”的基本特徵：以“官”的意志為轉移的利益特權、“唯上是從”的制度安排、以“官”為本的價值取向、以是否為官和官職大小評價社會地位的衡量標準

    “官本位”一詞最早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相對於經濟學專用名詞——“金本位”而被廣泛應用。“金本位”指的是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一種貨幣制度，即是以黃金為單一價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價值。“官本位”把是否為官、官職大小當成一種核心的社會價值尺度去衡量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價值。縱觀歷史和現實，“官本位”這一在特定歷史語境下形成的術語，其現實內涵遠比字面意思豐富。

    “官本位”是以“官”的意志為轉移的利益特權。作為一種意識層面的現象，“官本位”也反映了一定階層的利益需求。一些領導幹部之所以“官本位”意識濃厚，就是因為有“官”就有利，或者可以“官”謀利。有的領導幹部視黨和人民賦予的職權以及自己的地位、影響和工作條件為既得利益，不是用這些職權和條件來為黨、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把從政看成是謀取個人或小集團利益的工具，想方設法追逐對公共資源的特權，撈取自己的特殊利益。有的領導幹部面臨抉擇時，先為自己和子女、親屬著想，為自己的小團體利益著想，而把人民群眾的利益、黨和國家的利益拋在了腦後;有的剛剛提拔，就急於要車子、房子、待遇，“該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不該得到的也想得到”；有的一看到社會上有人先富起來，看到自己的同學、戰友或過去的同事成了“老闆”、“大款”，心裏就失衡，就想自己怎麼趕緊富起來，等等。這種特權思想，都是“官本位”的深層次驅動因素。

    “官本位”是“唯上是從”的制度安排。“官本位”意識在現實中也有制度支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唯上是從”。在一些地方，上下級之間不是雙向互動運行的工作關係，而是下級對上級唯首是瞻，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權力的等級關係。在這種單一行政化體制下，往往是“官大嘴大”，惟我獨尊，“一言堂”，是否對錯的評判標準不是實踐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員的意見成了判斷正誤、善惡、美醜的唯一標準，並且官越大説的話就越正確；對下級官員説來，一切只對能決定其個人命運的上級官員負責。另一方面是職級的泛化。“官本位”總是與“級別”緊密相連的，“級別”是體現“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些地方和領域，除了行政職位有級別，很多與“級別”不相干的空間也逐漸打上了“級別”的烙印。企業有級別，企業領導要對應行政官銜；演員、教師、醫生、科研人員，要用級別來套；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當於多大官，以至於鬧出“處級方丈”、“局級住持”這樣讓人笑不出來的笑話。

    “官本位”是以“官”為本的價值取向。一些領導幹部以仕途為個人事業的選擇導向，一切服從於官級地位，一切為了做官和陞官，把做官、陞官看作人生最高價值追求，把“陞官”作為出人頭地的唯一途徑。在一些領導幹部看來，“做官才有出息、從政才是本事”，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蔭子、光宗耀祖，可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於是，“學而優則仕”，人們是否入仕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一個人奮鬥成功與否的標誌；“商而優則仕”，不少商人經商的目的，最終是為了從政，是為了用錢“捐官”、“買官”，一些地方政府也投其所好，只要納稅多，就可以戴不在編的官帽子。一些已經當了“官”的幹部則熱衷於搞“自我設計”，擺不正個人和組織的關係，把做工作當作陞官的階梯，或是向組織伸手要官的籌碼。一些人為了個人的升遷，急功近利，虛報浮誇，欺上瞞下，不擇手段。一旦達不到目的，就牢騷滿腹，怨天尤人，找靠山，拉關係，走門子，四處活動，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官本位”以是否為官、官職大小來評價社會地位。“官本位”把所有職務職稱、個體身份、地位都相對應于或折合成一定級別的官階，並以官階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實學、對社會的實際貢獻來衡量個體的價值，形成了“萬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會心理。由此造就一種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進而導致長官意志、權力至上觀念和依附意識及其現象盛行。在一些地方，官職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會名聲、經濟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專車檔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