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稅收低福利亟待改變

    葉檀

    3月10日，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先生在《新世紀》雜誌上公佈自己的研究發現，中國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平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50%，這個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一，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的4.6倍。

    一石激起千層浪，納稅如此之高福利如此之少，讓很多國民莫名驚詫。

    讓人驚詫的事情還沒有完。雖然繳費很高，但社保依然存在巨大的資金黑洞。3月9日，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張黎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大會發言時表示，社會保險基金缺口將在2035年左右達到高峰，每年會産生1000億元人民幣的“赤字”。另據粗步測算，目前社保基金缺口達到10萬億元人民幣。難道我們只能在重重稅費中痛苦生活？在每年《福布斯》雜誌的全球稅負痛苦排行榜中，中國每年名列前茅。

    高稅收對應的是高福利，但是，按照目前中國社保資金狀況，只要能夠保證全民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就是上上大吉，歐洲式的高稅收高福利，並不適合底子薄、人口多、正處於城市化轉型關鍵時刻的中國。即便歐盟也無法承受高福利的重負。去年6月，歐盟委員會發佈研究報告，警告歐洲高稅收和高福利的模式未能使人們免受全球經濟低迷的影響，質疑高福利高稅收政策。提出一個關鍵問題，這場危機（金融危機）是否表明了其它財政政策模式可能更為可取？

    對於中國而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是如何彌補社保資金缺口。繼續加重稅負就是對民眾的無度盤剝，絕不可行，可行的辦法有兩條，一是借力國有企業的發展紅利，在資産增值中解決資金缺口；二是提高稅費的使用效率。

    我國國有企業尤其是國有壟斷企業成為全球有名的贏利大戶。進入全球“財富500強”的中國內地企業從2001年的9家擴展到2009年的34家，中石油中石化給境外投資者分配了不菲的紅利。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沉浸在全球總市值前三強的夢幻喜悅當中。曾經壞賬纍纍的國有銀行，經歷了一輪脫胎換骨的注資、改制、引資、H股與A股上市，資産質量、盈利能力、資本充足率、流動性比例、風險控制能力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包攬全球銀行市值前三甲，上繳大股東匯金公司的紅利就不少。並且，通過並購重組，國有企業資産獲得了十倍的溢價，投資者給國有企業保值增值做出了巨大貢獻。

    反觀國有壟斷企業對於國民所做的貢獻可謂微乎其微。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傑指出，“現在國有企業資本預算，沒拿什麼錢給社保基金。這樣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業，等於減少居民收入。但是，央企的利潤應該有相當大的部分給社保基金。”

    央企的利潤有沒有用之於民是筆糊塗帳。紅利部分大概是沒有用之於民。根據國資委的報告，2007年和2008年兩年間，財政部共計收取國有資本經營收益(即通常所説的國企分紅)共584億元，而這584億大部分投向了2008年出現流動性困難或受到自然災害打擊的一些央企，以及新設央企的資本金。全國人大代表、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就撰文指出，國有企業稅後利潤的分配和使用並沒有解決好。真正將其調入公共財政預算用於社會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億元。

    央企的稅收不少，用之於民了嗎？2009年1月~10月，中央本級財政收入31330億元，其中來自中央企業的稅費總額高達9305.2億元，約佔到中央本級財政收入的30%。也就是説，中央財政中有高達三成的收入來自於央企的紅利和稅費。如此大一筆中央財政收入，只有通過公開財政預算的明細帳，才能確定有多少用於民生，有多少用於社會保障，而有多少成為政府公款支出的成本。沒有公開的法制化的預算細則，所謂的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就是一筆糊塗帳。我們所能知道的就是直觀感受，稅費越來越高，居民財富極不均衡，政府與企業的錢越來越多——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企業、政府可支配收入分別從1992年佔GDP的11.1%、19.1%上升到2007年的22.9%、22.8%，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分化帶來了新的隱憂。

    國企紅利用之於民，是解決中國社保不足的根本；提高公共財政使用效率，則決定了中國稅收法治化與社會運行成本高低。要改變高稅收低福利模式，兩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