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龍貴：“無處申訴”狠過斷指維權

    8月1日下午，4名原湖南省寧遠縣水利水電局的正式在編職工，在清華大學西門附近，用菜刀砍下了各自左手小指的一部分，他們這樣做，僅僅是為了以此證明自己並未曠工。斷指之後，湖南省電力局、公安局領導對他們説，誰不妥協誰就去勞教，4個人不妥協就4個都去勞教。

    對於這4名工人與所在單位之間勞動糾紛的是非曲直，我不敢妄加判斷。但是看到他們在與單位協商無果後，先後走了勞動仲裁，司法訴訟的程序，尤其是在敗訴之後，仍選擇了上訪，我卻可以斷言，他們還算是相當理性的維權者。悲哀之處或許也正在於此：當一群理性而克制的維權者最終都不得不選擇“斷指”這種過激的方式表達訴求的時候，那將意味著什麼？

    “我們實在沒辦法了，該走的路都走了，告都沒地方告了”，4名維權者的獨白，或許才是比“斷指”更可怕的現實。自張海超“開胸驗肺”、孫中界“斷指證清白”等標誌性事件被輿論聚焦，並取得相當圓滿的結局之後，極端的維權方式便漸成效倣之勢。

    訴求可以暢通的表達，不滿可以通過制度化的渠道加以釋放，這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這才是分散和化解社會矛盾和利益衝突的常態。不管這4名工人在與單位的勞動糾紛中是否佔理，甚至不管他們的維權是否存在固執乃至無理取鬧的成分，但既然我們的法律和制度設置了這樣的救濟通道，就應當尊重他們的選擇，並充分保障他們權利的實現。然而我們看到4人在經歷勞動仲裁、法院審理和上訪程序後，等待他們的竟是被拘留。甚至在斷指之後，還被單位和公安局領導恐嚇。按照合法途徑維權最終維成了“違法者”，權利的申張竟是被恐嚇“送去勞教”的理由，這既是維權高風險的現實寫照，事實上也等於宣佈關死了他們的權利救濟之門。此時，擺在他們面前的無非兩種選擇，要麼屈服，放棄自身的權利，要麼尋求私力救濟，而可供利用的資源只有他們的身體。

    而現在，我們不得不無奈地承認，“身體維權”似乎又將取代上訪成為最後一種救濟方式。維權方式越來越多，但公民的維權之路卻越走越狹，越走成本越高昂，這只能説明我們的救濟制度越來越低效，公民的合法權利越來脆弱和無力。不難預想，在“告都沒地方告”的現實下所掩蓋的社會風險，遠非“斷指”所能比擬。  (吳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