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批評領導幹部不犯罪

　　一直關注以言治罪、因言獲罪的事件。這種事不管是誰、出在什麼地方，公眾也都是很敏感的。這種敏感現象好得很，説明大家掂得清大是大非，知道捍衛國民言説權是何等重要。

　　8月7日新華網報道：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規定，今後一段時間對於公安機關提請逮捕的誹謗案件，受理的檢察院都要報上級審批。最高檢要求把握誹謗罪與非罪的界限，不能將對個別幹部的批評甚至過激言論視為誹謗犯罪。最高檢的這個表態當然好，在批捕、公訴環節若能把好罪與非罪這一關，對減少因言獲罪事件當然有幫助。

　　“批評領導幹部不算誹謗犯罪”，這話其實很彆扭。群眾批評領導的權利，宣傳上、文件中從來不曾被否定，相反，表面上這種權利一直受到尊重，批評領導的作為一直被提倡。也就是説，情況正常的話，最高檢這話本該無從談起。之所以有這“純屬多餘”的話，是因為批評領導的人真會被抓來判刑，這種事有過無數次了。沒辦法，我們的文明就是處在這麼個境地之中，我們不得不高度評價這等出自權威司法機構的“廢話”。

　　一系列因言獲罪案件、事件，深刻而持續地刺激著大眾和媒體，高層權力或許也感受到了“社會基礎”之反應。於是，開始要求下級被批評的領導面對群眾有所節制，別輕易指使捕快抓拿“批評犯”。在最高檢以“規定”表態之前，公安部下發過《關於嚴格依法辦理侮辱誹謗案件的通知》，當時，我注意到公安部的説法並給予好評，如今，最高檢從理論上也達到同等高度了。

　　彭水詩案、稷山文案、高唐網案、孟州書案、王帥貼案等以誹謗罪罪名追責的案件，都被當成了公訴案件，沒有“被誹謗”的官員親自出面打官司，所以被輿論視為“誹謗政府案”。按《刑法》第246條的規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告訴的才處理，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對一地領導幹部或某個企業組織進行“批評”，就算“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這認定，無論如何也説不過去。對此，就連辦案、定性、量刑的司法人員，恐怕也是明知這認定是不成體統的。

　　然而，一旦涉及地方主要官員的形象和利益，處於領導人掌控中的當地司法人員，總是不由自主地將言説表達的性質，拔高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這是被權力運行機制規定的，領導的利益和意志，在一地司法系統那裏，當然是“關天大事”，除此，很難找到比這更大的事了。

　　官員聲譽和利益集團利益絕不等同於“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既然批評、指責領導不能按“嚴重危害”視之，刑法中誹謗罪之公訴條款可一刪了之。留著這一條，等於給“誹謗政府罪”保留了一條雖牽強但有效的惡法。廢止誹謗案件的公訴條款，規定誹謗案全部為自訴案件，這才符合公理、法理，從司法實踐效果説，這比公安部、最高檢下文件強多了。

　　群眾批評領導，不冒被抓危險的機會還是很多的，關鍵是批評指責的內容。“領導太不注意身體了”，“領導對我們的指導少了一點麼”……對這類批評，我們絕大多數的公僕還是寬宏大度的。這是他們認可、讚賞的“群眾文明”和“批評文明”，而如今，官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明認同”鴻溝。群眾的批評稍不文明，就有一些公僕暴跳如雷，警力也迅即出動，此情堪憂。

　　權力部門和司法機構的關係不變，領導幹部一權獨大而民權縹緲無著的現狀不變，國民因言獲罪的現象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