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死人是政府“高溫懈怠”製造的悲劇

　　8月3日多家媒體報道，在山東，高溫天氣悲劇頻發，濟南多名戶外工人中暑身亡，建設部門高溫停工規定成為一紙空文。濟南市立三院僅31日一天接診的40例中暑病人中就有11人經搶救無效身亡，山大二院、山東省立醫院也出現多起中暑引發的死亡病例。據醫院介紹，死者多數為建築工人。濟南市城鄉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關學軍説：沒有監管部門，我們只是這麼要求，它沒有法律法規啊，他要是不執行，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高溫關懷已被國家有關部門納入工傷範圍，“多名建築工人中暑身亡”、“高溫停工規定成空文”之類的新聞告訴我們，高溫關懷仍有懸空狀態，高溫救助等更是企業自發行為，而不是強制性法律行為。不發降溫費、不實施高溫停工最多會受到道德譴責，因為沒有規範的法律制裁，也就不用承擔法律責任。在增加利潤和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之間，企業和老闆更願意選擇前者，拋棄後者，而將員工的安全需要和健康保障扔到一邊。

　　現行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辦法》是1960年出臺的，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卻要按照47年前的“暫行規定”辦事，可行性、導向性和科學性大打折扣。特別是《標準》對不發放降溫費、高溫不停工等行為缺乏處罰措施和具體條文，企業違規難以追究，助長了違規者的違規動機。

　　僅靠“道德自律”去落實”高溫關懷”，”高溫關懷”會成為“空頭支票”。社會觀念已進行了及時跟進，“立法動作”不能遲滯于社會客觀，不能坐視“高溫關懷”成為墻上畫餅而不聞不問。

　　應將“高溫立法”工作提升日程，出臺強制性法律。如果説過去，挑戰高溫是一種敬業精神，今天，高溫已經和颱風、海嘯、暴雨一樣，成了災害性天氣，我們應將高溫關懷納入勞動者基本權益構成，用人性化、細節化、小而美的法律條文為“高溫關懷”設定操作性強的“法律直通車”，讓假大空式的“高溫作秀”無空可鑽；用約束性、懲罰性條款對違規者嚴肅處理。高溫救助不僅僅是一種道義和責任，更是企業主、老闆義不容辭的法律責任。用法律規範用工者的高溫救助意識，使之不敢大意和兒戲，用溫馨、務實的條款提升員工的法制意識，增加自我保護能力。

　　更重要的是，通過法制精神的確立，倡導培養一種“高溫關懷，人人有責”的社會文化認同和管理體制認同，使不履行“高溫關懷者”成為一種羞恥行為和無德行為，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營造“高溫關懷”的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社會化和自然化。

　　令人欣慰的是有些地方已出臺了地方性法律，比如2005年，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頒布《深圳市高溫天氣勞動保護暫行辦法》，“日最高氣溫達40℃全天停工、高溫作業中暑應認定為工傷”。重慶市出臺了《高溫天氣勞動保護辦法》，“37℃以上鬚髮高溫補貼”，“日最高氣溫達到37℃以上、40℃以下（不含40℃）為中度高溫天氣，用人單位安排勞動者工作時間不得超過6小時，並暫停12時至16時高溫時段工作。”高溫救助不再是可有可無，而是必須落實；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貨真價實，用強制性法律制約“高溫懈怠”以及漠視勞動者權益的漫不經心，高溫關懷就能得到積極落實。 （雷泓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