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志疆：“地攤幼教”背後是“地攤式生存”

　　校車悶死孩子的事故早已不是個案。有社會輿論分析指出，出事的幼兒園大多沒有資質，屬黑幼兒園。而記者也發現，我國幼教資源的稀缺和不均衡，導致了城市少數幼教的“貴族化”，以及農村和城市邊緣人群幼教的“地攤化”。（《中國青年報》8月3日）

　　與正規公辦幼兒園相比，多數不具備相關資質和實力的民辦幼兒園確實堪比“地攤”——儘管因質量低劣而飽受詬病，卻又比比皆是，甚至不乏追捧者，全因為其價格低廉。

　　幼教的重要性毋庸贅言，同樣毋庸贅言的還有其不斷攀升的收費，有些地方的收費標準甚至早已高過大學。幼教真正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應該是政府、幼兒園和家庭三方參與，然而當前一些地方財政投入的嚴重不足，使得幼教收費只是家長與幼兒園之間的利益博弈。當幼兒園理直氣壯地追逐利益時，弱勢的家長多半隻能委曲求全，而未盡到成本分擔義務的政府部門也難以對此進行有效監管。在此背景下，正規幼兒園儼然“精品屋”，不得其門而入者怎能不去簡陋的“地攤”？

　　“地攤”一詞讓不規範的幼兒園的危害性顯而易見，“奪命校車”之類的事件不過是其中一個小小縮影。即便如此，“地攤幼兒園”依然煥發著旺盛生命力，甚至在城市邊緣群體的現實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不得不發人深思。實際上，流連于“地攤幼兒園”的除去情非得已者外，更多的還是主動追求者，否則就難以解釋其何以大面積存在且屢禁不止。

　　當我們因不時發生的各類事故而扼腕長嘆之際，“地攤幼兒園”何嘗不是城市邊緣群體“地攤式生存”的一種折射——除了幼兒園外，那些以微薄收入在城市苦苦打拼者的衣食住行，有什麼不是“地攤式”的？當他們在消費一種在他們看來依然是奢侈品的商品時，更關心的往往是自己的經濟承受力，而不是商品本身的質量。基於此，或許不難理解，為什麼城市邊緣群體總是喜歡光顧“地攤”，為什麼會有農民工子女喟然長嘆：“我上得起的學校，為啥都是非法的？”

　　幼教收費日漸高漲，增加公辦幼兒園之聲不絕於耳，但公辦幼兒園並不等於低收費幼兒園，民辦幼兒園也未必全是“地攤”，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能否加大對幼教事業的財政補貼以削弱其營利性。在公辦幼兒園無法滿足市民需求、將幼兒園整體納入義務教育體系還難以實現的現實背景下，不妨考慮將民辦幼兒園納入公共服務體系，由政府財政提供一定補貼。切實承擔起成本分擔的責任後，政府才可以更為直接地針對幼兒園收費等敏感問題展開監督和管理，逐步取締“地攤幼兒園”。

　　如果“精品屋”的形象不能改變，“地攤”前似乎永遠不會缺少消費者。在此前提下，消滅“地攤”對城市邊緣群體而言無異於滅頂之災。“地攤幼兒園”的潛在威脅觸目驚心，比這更值得關注的是城市邊緣群體的“地攤式”生存方式——如果政府部門不能在增加福利供給的同時，提高其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地攤式消費”或將是其難以改變的淒涼宿命，因此而陷入險境的豈止是幼兒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