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公安部長孟建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在刑法中增設“危險駕駛機動車罪”。

    從當前機動車的發展態勢、駕駛人的遵紀守法狀況、法律對違章駕駛和各類危險駕駛行為的規制能力、制度平衡性等多方面看，刑法確有必要調整有關規定，將過去關於約束危險駕駛行為和違章駕駛行為的零散規定系統化、平衡化，最終以“危險駕駛罪”統一規制。

    一年多來，以杭州“七十碼”事件、南京張明寶事件、成都孫偉銘事件等典型交通肇事案例為代表，許多嚴重違章的危險駕駛行為，引發公眾強烈憤慨和司法的重拳打擊，而司法部門面臨的矛盾是，在既有法律框架下，如何做到既嚴格依法辦事，又能消解危險駕駛給交通安全所帶來的現實危險。

    正是在這種矛盾中，南京的張明寶和成都的孫偉銘先後因酒駕導致嚴重後果，一審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別被判無期徒刑和死刑。如此罕見的判決結果，雖然滿足了部分民眾的激烈情緒，也有效震懾了駕駛員的違法衝動，但的確也讓部分駕駛員感到不安。以嚴格的罪刑法定原則來評判，這些判決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酒駕者的違法行為及其造成的嚴重後果，確實要嚴懲，但酒駕者與其他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人相比，主觀惡性顯然小得多。因此，僅以危害後果嚴重，就將兩類不同惡性的犯罪人，處以同樣的重罰乃至極刑，一是不符合刑法的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二是不符合平衡和公平原則，三是漠視了行為預測可能性的刑法精神。

    即便如此，又不得不承認，如果還僅以交通肇事罪處罰那些酒駕致重大事故的人，不僅因處罰過輕不利於懲前毖後，也會在刑事司法政策上，誤導少數人肆無忌憚地酒後駕駛。鋻於此，國家有必要調整刑法的尺度，將“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具有共性的規定提取出來，設立獨立的“危險駕駛罪”。

    因為包括酒駕在內，各種故意的危險駕駛行為，明顯不同於普通的、基於過失的交通肇事罪，也不同於危害公共安全罪。它是介於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間的、中等惡性的故意犯罪。這樣定位，既使駕駛員具備了明確的法律認知基礎，還能合理評判和懲罰危險駕駛行為。

    現在的問題是，刑法設立“危險駕駛罪”，不光是針對酒後駕駛一類危險駕駛行為，因此在法律規定中，要以不窮盡列舉為立法技術。比如，將包括多次酒後駕駛、超高速駕駛、互相飆車、嚴重超載駕駛、駕駛不符合安全標準或未經檢驗合格的機動車等多種行為囊括在內，同時也可包括其他足以産生嚴重危險的駕駛行為。

    另一個問題是，由於危險駕駛罪是“危險犯”，它不以發生實際損害後果為要件，因此，規定犯罪也要防止打擊過寬。比如，針對酒後駕駛行為，建議是三次以上被查獲酒後駕駛或兩次醉酒駕駛（均未造成後果），才能被規定為犯罪；再比如超速駕駛行為，建議規定超出規定速度80%以上的行為，或者在一次超出規定速度50%以上，被處罰後一個月之內再次發生這種行為的，才能被規定為犯罪。

    總之，設立危險駕駛罪，既符合現實的需要，也是使刑法更加完善和平衡的需要。如果能在具體標準充分徵求公眾意見的基礎上，最後確定罪狀與罪責，將不僅是宣傳文明駕駛的好機會，也可以成為民主立法、科學立法的典範。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