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微博女王”姚晨對《南方日報》記者説：“‘公民姚晨'更適合我。”姚晨擁有超過2000萬的微博粉絲，其微博傳播力，應該不亞於任何一位記者的報道了。姚晨日益理性和從容，她説：“我儘量不在微博宣泄自己的情緒，這個很討厭，我有時候想，憑什麼我一定要去保持客觀呢？但那麼多人圍觀你，我沒辦法矯情地説，‘這既然是我的微博，我想怎麼寫就怎麼寫。'”這番話無疑體現了姚晨的公民精神。她還説：“我是一個自律的自由撰稿人”。公民生活是服從規則控制的生活，從自由表達到自律言説，正體現了對公民生活的認同。公民之所以要審慎發言，是因為任何失去理性的情緒宣泄都是對自我話語權利的戕害，尤其是在自媒體時代。

　　包括微薄在內的各種網絡平臺，在很大程度上實現和擴展了公民的知情權、話語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它是為了人們更好地生活，而不是相反。超越法律界限、道德底線的言説在網上蔓延，形成了某種話語狂歡，也堵塞了網民成為公民之路。網絡時代，既要關注網絡輿情，又不能忽視那些“沉默的大多數”，特別要注意不能誇大網絡輿論在推動社會變革中的作用。畢竟，網絡表達並不是經過全面調查、實證分析、週密論證而得出的結論，網絡意見必須借助理性才能夠轉化成推動實踐的力量。網民對社會現象發表批評意見固然有其積極意義，但也要看到其中不乏主觀臆斷、人云亦云等。網絡既能促進溝通，也可能會加深隔閡。

　　羅馬皇帝奧勒留在《沉思錄》中指出，在有生命的存在裏，最優越的乃是那有理性的存在。讓網絡成為理性的話語空間，唯一之道就是增強網民的公民角色意識，以公民的責任和智識觀察社會、分析問題。人們在網絡上不僅要追求話語自由，更要追求思想自由，在自由思考的前提下做出判斷。

　　姚晨説：“每發一條微博，我會問自己目的是什麼？是想真的幫助別人，還是帶著給自己貼金的意思？如果有這樣的意思我就寧願不發了，雖然人會有這麼一瞬間的下意識。”她所所強調的，正是微博話語的公共性。網絡賦予每個網民發言機會，也要求發言者承擔不得損害公共利益的義務，還要有公共人格意識。在健康的政治生態裏，既要強調公權力接受公民監督，又要謀求公民與政府的理解與合作。有的人現實生活中尚能客觀合理地看待社會與生活，一旦到虛擬世界中，就偏離善意與寬容，走向哄鬧與偏激。老實、誠實、和善、同情、公道等美德在網絡時代的流失值得我們反思。

　　“公民姚晨”的意義在於，她以大眾明星的親和形象，使人們感受到了表達公民意見是一種生活常態。公民精神是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理解、關心和參與公共事務的實踐熱情、思維方式與政治素養。公民關心周圍發生的一切不是出於看客心態，而是因為它們都與自己的生活密切相關。用公共精神來考量和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利益，是基本的公民倫理。市場經濟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公民社會卻嚮往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幸福。如何處理好這一矛盾考驗著社會治理者的智慧，尊重公民意見甚至比提升GDP更重要。社會成員的不公感和抱怨情緒，會損耗經濟社會發展的質量、效果。微博這一新傳播工具，打通了私人空間與公共領域，讓人們在發表公民意見、關注公共生活中開始一種新的“活法”。

　　互聯網時代，“大嘴”姚晨不會因言獲罪，人民不再“道路以目”，這些是社會進步的標誌。微博作為自媒體已滲透進日常生活，使人們在即時、便利、平等的互動中，集結成公民自發、社會自治的力量。籠統地説“圍觀即力量”有失恰當，只有公民的獨立表達以及與公權力的對話協商，才是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真實力量。